第90章 倡救国五四运动 御外侮抵制日货
【史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抵制日货运动；福州惨案，天津“一·二九惨案”…… 却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都被触动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相继崩溃解体，而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却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崛起了；从此，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挑战，整个欧洲大陆为之震荡。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历史开始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汹涌澎湃的时代，各国资产阶级为之震慑了；而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却为之振奋，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在酝酿无产阶级革命了。 此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了，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已是势不可挡。 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并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虽然，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究竟为何物？还知之甚少，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的不甚清晰；但此时的中国，却已如参议员冯自由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所描述的：“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 为此，有识之士开始大声告诫国人：“面对滚滚而来的赤潮，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嗣穈，还特意将名字改为“适之”，以示顺应潮流之意；自此，胡嗣穈便易名叫“胡适”了，由此可见一斑。 此前，还在袁世凯欲借“尊孔、祭孔”之名，而行复辟称帝之实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有识志士已举起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向“尊孔＊复古”的逆流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捍卫民主与科学，将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意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陈独秀率先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办了一份《青年杂志》并亲自担任主编。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同时，陈独秀竭力主张“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号召人们“拿起民主与科学的武器，同封建主义及其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并向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呼吁：“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许多学者和青年纷纷响应，皆以笔为戈投身战斗；于是，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与上海等地率先展开很快波及全国；而《青年杂志》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块主要阵地，又是引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因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办有名为《青年》、《上海青年》等杂志；经营发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建议陈独秀将杂志改名，以利发行；于是，从翌年的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了。更名后的《新青年》仍然是中国知识阶层中先觉者发声的主要阵地，继续推动着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 国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逐渐冲破数千年形成的思想禁锢，开始大胆地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世界、直面未来了。 此时，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给予新文化运动极大的支持。 蔡元培大力提倡学术研究赞成百家争鸣，并不拘一格选人才地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另外，又聘用安徽绩溪人胡适、江苏江阴人刘半农、浙江吴兴人钱玄同、安徽六安人高一涵、江西九江人徐宝璜、安徽怀宁人王星拱等被称为新人的名流、学者来北京大学各科系任教。 同时，将“藏书楼”扩建为图书馆，先后聘请章士钊与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 蔡元培还为北京大学制订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校训。这一连串的举措使北京大学这座素有太学学统的国家最高学府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了。 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后，已更名为《新青年》的总部也随之迁至北京东华门外箭杆胡同内；于是，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声名显赫的学者都积极参与其中，并在《新青年》中轮流担任编辑。 接着，陈独秀与李大钊又创办了一份旨在批判现实和时局的《每周评论》，而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与蔡元培的高足罗家伦则创办了一份《新潮》月刊。 有如此众多的名流巨擘引领和热血青年参与，新文化运动更是蓬蓬勃勃地开展了，北京大学则成了新文化、新思潮的策源地。 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以“鲁迅”为笔名而撰写的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轰动了社会。鲁迅以其犀利的文笔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四千年历史“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从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学说的伪善性；如此，一直被读书人奉为至圣而被统治者用来愚弄百姓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被批得体无完肤地从圣坛上打落尘埃了。 同时，为免这吃人与被人吃的历史继续，鲁迅大声竭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不啻是警世醒人之作，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犹如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鲁迅用那剑一般的文笔刻画人生解剖社会为广大青年读者所追捧，而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更为世人所传颂。 鲁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因常以鲁迅笔名发表文章，世人则以鲁迅相称。 早年，鲁迅曾就读于南京路矿学堂；后又如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东渡日本求学，欲学有所成后报效祖国。因为，鲁迅的父亲被庸医所害；东渡日本的鲁迅有感于此，遂进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希望能用医术救治被列强讥为东亚病夫中国人的肌体，以期使中国人拥有强健的体魄后圆强国之梦。 然而，在一次课前放映的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一个中国人被日军砍杀时，另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的景头，这使鲁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鲁迅顿时感到了，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可怕；且悟到了，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否则，最是强健的体魄，仍免不了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毅然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国后投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中。 自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后，中国文坛上顿时掀起了写白话文的热潮；从此，通俗易懂的白话文逐渐替代了晦涩难识的文言文，中国的文学开始从士大夫专营的殿堂中出来而进入社会面向大众了。 此后，鲁迅又发表了许多针砭时弊醒悟人心的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那投枪般的笔锋，常令政客们畏惧；而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则为世人瞩目与崇敬。 正当新文化运动在华夏大地上方兴未艾之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更是给国人极大的鼓舞。随着十月革命消息的传入，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传入中国了。于是，新文化运动就由弘扬民主与科学、摆脱封建思想枷锁、倡导新文化新思想，开始转向提倡社会变革、传播马克思主义了。而《新青年》、《每周评论》则又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与工具，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宝库。 李大钊在《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上接连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的文章，在赞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同时又大力传播与宣扬了马克思主义，并大胆地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的口号；从而，为长期徘徊在歧途上的中国革命指出了方向，令一直在思索“中国该向何处去？”的国人不再迷茫了。 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中国代表团正在巴黎和会上为争取中国应有的权益艰难地与列强抗争。 然而，因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所谓的五大国沆瀣一气cao纵国联，再现了帝国主义弱rou强食的本质。中国代表团的抗争十分艰辛，非但本欲废除日本逼迫北京政府签订的所谓《二十一条》成为泡影；而所谓的五大国却欲逼迫中国承认《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而将曾由德国占据的青岛与胶州湾公然转让给了日本，以使日本的非法占领山东变成所谓的合法化。 这一消息由梁启超创办的《晨报》传入国内，国内的知识界率先闻知后，深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再次遭受欺辱而沮丧与愤慨了；国人终于明白了，自古弱国无外交，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善良人的美好愿望而已，在弱rou强食的世界中这一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消息传入北京大学，满怀爱国热忱的年轻学子都被这个令人愤慨的消息激怒了；而当学生获知北洋政府早在巴黎和会前就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密约》，而将中国对于山东半岛的主权拱手出卖给了日本时，更是怒不可遏了。 于是，不甘屈辱的北京大学学生湖南长沙人许德珩、江西永新人段锡朋、浙江绍兴人罗家伦等人即于五月一日召集了一些同学在校院内的西斋饭厅内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北大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五月三日晚，北大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在法科大礼堂中举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十余所院校均派代表参加。 会上，学生们群情激昂，许多学生代表纷纷发言谴责列强的霸道行径及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与丧权辱国；一致赞成要给远在法国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声援，以促使代表们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然而，在该采用什么形式时，学生们的意见有激进的也有温和的产生了分歧。 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发表过《十四点宣言》，纯朴的学生也就天真地仍然对他寄予希望；于是，决定第二天就发动各院校的学生齐集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然后，去美国驻华公使馆提交“请求威尔逊为中国主持公道”的《说贴》。 第二天正值星期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云集到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游行；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就此掀起了；因时值五月四日，故而史称“五四运动”。 各大院校的学生聚集到天安门前以后，由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湖南宜章人邓中夏、湖南永兴人廖书仓早年发起成立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即在集会上进行宣传演讲并散发传单。 罗家伦当众宣读了由他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大声竭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许德珩则在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中呼吁召开国民大会，号召“外争主权，内除****”。 集会上，学生们打出了“还我青岛，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等标语口号，给中国代表团以声援，敦促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同时，要求惩办参与签订《二十一条》与《中日密约》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银行协理兼印铸局局长陆宗舆。然后，按计划准备前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提交《说贴》。 此时，北洋政府派遣步军统领李长泰率军警加以阻挠，教育部也派人前来劝说。但是，激情满怀的学生全不理会；学生们冲破阻力，还是前往位于东交民巷的美国驻华公使馆而去。 然而，当手持白旗列队游行的学生进入东交民巷西口，来到美国驻华公使馆欲递交《说帖》时，却因是星期日而无人接《贴》。学生们的热忱如被泼了一盆冷水，深感遗憾与无奈；于是，改变主意打算前往仅有一街之隔的日本驻华公使馆进行抗议。 但是，当游行队伍欲穿行使馆区时，却遭到了使馆区巡捕的阻截而不得行进。 学生欲向美国驻华公使递交《说帖》不成，且又见使馆区如同国中之国戒备森严，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却要遭外人所阻，更大有受辱之感了。此时的学生都已窝了一肚子气没处出，有人则干脆提议：“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去。”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如此受辱全因这几个卖国贼所致；所以，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众人响应。 且此时，又有传说“这三个卖国贼正在曹汝霖家会议”；于是，游行队伍直奔曹汝霖家而去了。于是，游行队伍自发地继续行进前往曹汝霖家。 曹汝霖的家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后赵家楼胡同内，赵家楼二号即为曹汝霖府第。曹府分东、中、西三个院落共五十余间屋宇，可谓是奢华无比。 此时，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已派遣数十名警察前来曹府护院；只是，当游行队伍途经富贵街、御河桥、米市大街、南小街等地行至赵家楼时，护院的警察见情势不妙赶紧关闭大门龟缩了。 游行队伍来到曹宅前但见大门紧闭，学生们就在宅前高呼口号，有的则上前砸门；曾经习武身手矫健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则在同学的帮助下，攀越过围墙跃入院内打开了大门；于是，学生们突门而入。 护院的警察见学生人多势众难以阻挡，只好呆立一旁干瞪着眼。 此时，正在西院室内议事的曹汝霖与章宗祥，听得东院一片嘈杂声，知是学生闯入前来，俩人皆惶恐不安；曹汝霖的管家燕筱亭赶紧将章宗祥引到西院的地窖内藏匿，曹汝霖则藏于卧室夹层内不敢露面。 学生闯入曹宅后，没见曹汝霖。 然而，藏匿于地窖中的章宗祥却从地窖中出来，正好被气犹未消的学生撞见；于是，愤怒的学生二话没说就将章宗祥痛揍了一顿。 此时，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已经增派了大批军警火速赶至赵家楼。 军警赶到曹府后就抓人，共有三十二名学生即被拘捕，其中二十多名即是北京大学学生。 参加游行的学生被捕后，一时间北京城内风声鹤唳了，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赶紧连夜商议营救之策。 蔡元培得知消息后，见自己的门生遭捕，也就心急如焚了；于是，蔡元培即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出面与北洋政府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然而，段祺瑞cao控下的北洋政府早就对北京大学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很是反感，常思借机取缔却苦无藉口；此次，闻报北京大学的学生竟然又带头滋事，不好好读书却上街去搞什么集会游行而给政府施加压力，还赶至政府要员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府第闹事，如此无法无天的肆意妄为如何得了？ 因此，北洋政府非但拒绝了蔡元培的要求，还在景山上架起了大炮并将炮口对准北京大学校院，欲以武力相威胁逼迫北京大学的师生屈服。 蔡元培见自己的努力无效心中十分气愤，很有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于是，蔡元培愤而提交《辞呈》以示抗议；然后，将校务交由北京大学总务长蒋梦麟，让其代理校长职权，自己则愤然离开北京去往欧洲了。 翌日，由梁启超创办的《晨报》刊出了《学生界事件昨闻》，将北京各院校学生集会游行及被捕经过作了报道，并也要求政府“允许保释，以免再激动群情”。 然而，北洋政府仍一意孤行没予理会；接着，又抓捕了数百名学生。 此时，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发表了《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详细叙述了“学生游行经过与被捕学生的情况”，并呼吁民众要“关心国家命运”。 《晨报》与《每周评论》报道后，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国。 于是，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杭州、重庆、南昌、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各大城市的学生闻风而起，也都纷纷****、上街集会游行演讲宣传，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之举。 此时，北京各大院校校长也于五月十三日向北洋政府齐上《辞呈》，表示支持蔡元培要求“释放学生”。 不久，又传来了中国代表团果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消息。虽然，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表现的骨气深受学生们赞颂；但是，五大国不顾中国人的感情，公然让日本强占中国山东通过《凡尔赛和约》而所谓的合法化了，令国人也难以忍受了。 于是，民众起来表示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持，也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针对日本强占山东的侵略行经，被激怒了的国人还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运动”，且纷纷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 北洋政府见“五·四运动”之火越烧越旺，不由得骇怕了；段祺瑞也唯恐再这么闹下去事态会变得不可收拾，只得做出让步将被抓的学生释放；并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之职，以平息国人的激愤。 北洋政府的被迫让步，给了学生极大的鼓舞与信心。而陈独秀与李大钊则从中看到了民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于广大民众之中。 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陈独秀与李大钊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毫不含糊地对北洋政府提出了最后最低的要求，即：“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去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并警告：“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俩人将《北京市民宣言》印成传单，然后到中央公园等地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中的五点主张得到了民众极大的反响与支持，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当北洋政府的密探将收集到的传单呈交到段祺瑞手中时，段祺瑞气得肺都要炸了。 段祺瑞觉得，这份《北京市民宣言》俨然是在对他的北洋政府下《最后通牒》甚至于是宣战了，他岂能示弱接受？看来，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是个祸根，而且也必定是此次学潮的幕后鼓动者，得好好的治一治让他们规矩一点才行；否则，会遗患无穷。 于是，段祺瑞指令吴炳湘密切监视陈独秀等人，必要时得采取行动。 果然，六月十一日，当陈独秀带着传单前往新世界准备散发时，即被吴炳湘布下的密探拘捕；接着，吴炳湘又派人查抄了位于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的住宅，搜出数百份《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及数十件《新青年》等进步的报刊、杂志。 于是，北洋政府即欲以妨害治安罪惩处陈独秀以作儆戒。 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后，立即组织学生将消息四处传播，欲通过社会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加压力，以营救陈独秀。 六月十三日，《晨报》又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接着，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顿时，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民国日报》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一文中评述：“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过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申报》则刊载《北京之文字狱》等多篇文章评论道：“陈独秀之被捕，《益书报》之封禁；利用黑暗势力，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乃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四十余人，也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长，言：“陈独秀之言行，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竭力为陈独秀开脱。 而江苏省教育会致《函》教育部，则更是直言：“陈独秀被捕，众情疑骇，谓将兴文字之狱；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请从速省释，以免各方误会。” 胡适则以与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同乡的关系，也致《函》恳请“为陈独秀保释”。 同时，民国大学、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九所高等院校的校长也都致《函》教育部，愿为陈独秀保释。 接着，一些社会名流与政界人士也纷纷发声了。 章士钊致《电》谴责：“忽兴文网，重激众怒。” 孙中山则当着正在上海的内务总长许世英的面，痛斥：“你们干得好事！” 而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也《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 如此多的呼声为陈独秀开脱与保释，令北洋政府不知所措了，真是关也不是、放也不是。为免触犯众怒，段祺瑞权衡利弊后只得放人了。 于是，将关押了三个月的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获释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并因入狱而更受世人瞩目与称颂了。 可是，陈独秀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仍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密监视，其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被查禁了。陈独秀觉到不能再在北京待下去，遂带了尚未查禁的《新青年》回到上海，继续其未竟的事业。 而李大剑则仍在北京，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自此，李大剑留于北京，陈独秀居在上海，遥相呼应共同为华夏的新生而奋斗，遂有了“南陈、北李”之称。 “五·四运动”后，《每周评论》虽被查禁了，但由进步社团创办的报、刊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一时间，全国的报、刊骤增四百余种。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由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而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 此时，刚从日本明治法律学校毕业回国、又就读于天津南开大校的江苏淮安人周恩来则与校友马骏，及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的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人，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二十名男女青年，组织成立了一个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成员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编印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与《觉悟》杂志。 周恩来则在其主编的《觉悟》上发表了《觉悟的宣言》，文中提出：“要铲除一切不合现代进化的军阀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号召民众联合起来，旗帜鲜明地与旧制度决裂，向旧社会宣战。 此时，“抵制日货运动”也愈演愈烈，凡经营日货及为日方服务均在被抵制之列。一时间，国人皆以使用日货为耻，谁也不愿再用日货了；甚至于将大量的日货集中烧毁，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致使许多商家不敢再进日货，连海外的许多华侨也与日本断了关系。 在“五·四运动”高潮时的七月，因“抵制日货运”而使日本对华出口额几乎为零。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国人则以售卖国货为荣；某商家还在店前贴出一副对联“同胞热心提倡国货，诸君协力挽回利权”以显示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中国人的“抵制日货运动”令日本政府大为震惊，一面给北洋政府施压要其设法平息，一面则赤裸裸地用野蛮手段压制中国人的抗日情绪。 十一月十二日，日本驻福州领事半岛舍松则组建了一支数十人的所谓敢死队，由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率领在福州城内无端滋事呈凶，砸抢了沿街多家中国商店与餐馆，并袭击殴打过往的中国平民，连前来劝阻的中国巡警也遭毒打，致使中国学生黄玉苍、郑学谦、刘钟植及中国巡警史孝亮等十余人被殴重伤，酿成了史称“台江事件”的“福州惨案”。 “福州惨案”发生后，民众对于日本人的暴行更是义愤填膺了，群起而将江口善海等凶犯当场抓获扭送至官府。 但是，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却反诬“‘台江事件是中国人抢夺日本商人的货物而引起的冲突”，并以此为借口调来军舰欲以武力相威胁。这一下，福建当局骇怕了，不敢得罪日本人；于是，赶紧将江口善海等人送还给了日本驻福州领事馆。 福建当局的懦弱媚外之举，激怒了福州民众。 消息传开，中国各地的民众也都群情激愤了。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各界群众数十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声援福建，也发动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并焚烧日货。 天津当局则派军警驱散游行队伍，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但是，学生并没有被当局的倒行逆施吓倒，反而更激起了共愤。 翌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各校学生五千余人再次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向当局抗议，并公推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等四人为代表，赴直隶省公署请愿。 谁知，天津当局不但没有接受学生的请愿要求，反而将周恩来等人逮捕了，还出动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并再逮捕二十名学生，重伤五十余人；从而，酿成了又一起天津“一·二九惨案”。 周恩来等人被捕后，天津社会各界设法进行营救。 但是，当局却不顾民众的抗议，还是将周恩来等人以sao扰罪之名关押了半年之久，直到七月十七日才被释放。 因周恩来被捕，《觉悟》杂志被迫停刊；更遗憾的是，获释后的周恩来却因失去了学籍而不能留在南开大学了；于是，争取赴欧洲勤工俭学，以便能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求索真理。 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浙江慈溪人严修对周恩来甚是器重，也就竭力向法华教育会推荐让其赴欧留学，并给予周恩来五百元资助。 于是，十一月七日，在严修的支持与资助下，周恩来与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一百九十七名由“法华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旅欧学生一起，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了。 而“福州惨案”因国人的抗议声日高，北洋政府不得不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向日本驻华公使发出《照会》表示抗议。 日本政府这才做出回应，派遣关东都督府外事课长松冈洋右，会同中方到福建进行调查；在确认肇事者为日方后，日本政府只得将日本驻福建领事半岛舍松撤换。 然而，国人为御侮而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情仍此消彼长，全国各大城市的****、罢工、罢＊市仍在继续；令段祺瑞深感头疼，国务总理钱能训大有杯水车薪难以为济之虞而无计可施。 面对日益高涨的抗议浪潮，段祺瑞被迫无奈只得丢卒保车了；于是，让国务总理钱能训自动宣布“下台”当了替罪羊。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徐世昌任命有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称、陆军总长靳云鹏接任国务总理，这才平息了国人对北洋政府的不满。 段祺瑞在开平武备学堂当学监时，靳云鹏则在他手下任教；此后，也是段祺瑞一手将靳云鹏提拔起来；因此，靳云鹏一直来对段祺瑞忠心耿耿；让靳云鹏接任国务总理，正是段祺瑞之意。 只是，出任国务总理后的靳云鹏因同样只是得了个虚位，一切得听从段祺瑞摆布，心中难免不爽，只是不便明言深感无奈而已。 北洋政府更换阁揆后，国人的怨声小了许多，紧张的局势也得到一些缓解。 但是，自从学生走出校院融入社会与民众结合后，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的性质已经升华，由原先的“学·潮”嬗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为救国、御侮及争取民主与自由而斗争的政治运动了；由此，也宣告了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场更大的社会变革的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