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共产党上海诞生 南湖船破浪启程
【史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 却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以号召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 列宁对于远东各国、尤其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十分关注，认为“东方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及他们的革命运动，对于共产国际要在全世界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此，在共产国际中专设了一个远东局，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共产党代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斯内夫利特任远东局局长。同时，派遣纳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开展工作。 一九二○年四月，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在其妻子、兼任翻译的俄籍华人、山东平度人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 维经斯基夫妻俩到达中国后，即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张太雷。尔后，又赴上海，会见了已因受北洋政府迫害、带着《新青年》离开北京来到上海了的陈独秀及《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劳动界》主编李汉俊等人。 维经斯基分别向他们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的情况，并鼓励他们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以带领中国的无产阶级走向革命。 此时，中国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结合起来后，已经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坚不摧的力量。 此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使中国摆脱贫困与落后，经过几十年不断探索与奋斗，虽然推翻了满清皇朝并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中国却仍未能走出困境。 国际上，中国仍然因贫弱而遭列强鄙视与欺凌；而国内，政客们只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使偌大一个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动荡不安之中。所以，中华民国建立已有十年之久，却仍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毫无改观，连孙中山当初构建的共和政体也早已名存实亡，劳苦大众继续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不知所终；致使许多曾满怀激情投身革命的志士仁人，重又深陷于了迷茫、彷徨之中。 目睹这一切，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又考问了：“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儿？中国该向何处去？！” 直至“五·四运动”以后，有识之士终于顿悟“中国的出路与未来只能依靠并发动广大劳工大众起来共同奋斗去争得，舍此别无他途”。 维经斯基的到来，给迫切寻求救国之道的知识精英们带来了“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这无异于是雪中送炭。 因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正是陈独秀与李大钊已经在大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而今，俄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已经取得政权登上了历史舞台，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那套学说是行之有效的。 何况，马克思向世人揭示的人类社会理想境界共产主义是那么的美妙与诱人，而这一理想社会正是中国革命志士所梦寐以求并愿为之奋斗的。如此看来，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摆脱出来，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共同谋求富民强国之路；只能效仿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专制统治，走无产阶级专政之路。因此，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接受了维经斯基的建议，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了。 于是，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与李汉俊、湖南永州人李达、浙江义乌人陈望道、浙江诸暨人俞秀松、浙江萧山人沈定一、浙江诸暨人施存统、浙江省绍兴人邵力子等人，率先在上海陈独秀的寓所内创建了一个名为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为该组织的负责人。只是，此时的共产党还没具备作为一个政党所应有的组织结构与行动纲领，而且活动范围仅在上海；因此，这个组织只能算是个区域性的政治团体而已；确切的说，应在共产党前冠上“上海”两字；而其实质，与后来出现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无异。 不过，上海共产党的创建，毕竟是中国工人阶级将已有组织的形式登上政治舞台前的第一颗萌芽，为进而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基础开了先河。 不久，李大钊与河北献县人张申府、江西萍乡人张国焘等仨人也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湖南浏阳人罗章龙、江苏武进人张太雷、湖北应城人刘仁静、湖南宜章人邓中夏、湖南酃县人何孟雄、湖南长沙人缪伯英等人先后加入，李大钊为该小组负责人。 与此同时，湖北黄安人董必武与湖北黄冈人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在武昌，湖南长沙人毛＊泽＊东、湖南宁乡人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山东莒县人王尽美、贵州荔波人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旅日青年浙江诸暨人施存统、湖南沅陵人周佛海等人在日本东京，也都相继建立了以宣扬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政治团体。 因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后来的史学界为了便于研究，则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此类组织统称其为“共产主义小组”。 然而，由于统治西方社会各国的资产阶级，皆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其所倡导的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洪水猛兽，将列宁在俄国建立的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当作共同敌人，已开始封锁、围剿、反扑而必欲扼杀之。 中国的北洋政府唯列强之命是从，为了共同的阶级利益也同样严厉封锁与遏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正在滋生与萌芽中的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事，竭尽全力地加以镇压与扼杀。因此，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从成立之时起，就都只能以秘密的形式存在并开展活动，以免遭摧残。 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战云密布腥风血雨的严酷条件下，共产主义的萌芽却顽强地悄然滋生了；预示了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即将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进而要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了。 维经斯基在会见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后，又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 会见时，维经斯基也向孙中山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并转达了列宁对于孙中山的支持。翌年一月，维经斯基离华回国。 此时，第一次粤桂战争已经结束；陈炯明击溃桂军夺回广东后，为了搞他的所谓“安那琪”，特地致函邀请尚在上海的陈独秀来粤参事负责教育工作。 陈独秀即与李大钊商议，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应当趁此机会去开展工作。且此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又遭到了查禁，也正欲谋去路；因此，陈独秀接受了陈炯明的邀请。一九二○年底，陈独秀把上海的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就离沪赴粤了；《新青年》杂志社也随同迁至广州，继续出版发行。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之职。 此前，广州已有一个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所谓共产党；陈独秀抵粤后即与这一组织进行了接触；但因政见不同，陈独秀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否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结果，无政府主义者败北，该组织也随之解散。 于是，陈独秀与广东高明人谭平山、广东南海人陈公博、广东高明人谭植棠等人组建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名符其实的广州共产党。接着，陈独秀等人又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劳动者》刊物及机器工人夜校，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了，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广东这块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又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 而此时，北京的张申府作为蔡元培的秘书随同赴法国，应邀于里昂中法大学执教逻辑学。因为，李大钊、陈独秀在行前就嘱咐他到法国后须在旅欧学生中建立组织以求发展；于是，张申府与后来到达的四川酉阳人赵世炎、湖南长沙人陈公培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介绍先期到达巴黎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天津人刘清扬加入该组织。 且说，维经斯基回国后，列宁又派遣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 斯内夫利特虽是荷兰鹿特丹人，但曾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参加过当地荷兰社会民主党活动，并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因此，对东方社会十分了解。 斯内夫利特此次受命赴华，负有协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上海筹建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支部的使命。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斯内夫利特化名“马林”取道欧洲抵达中国，与经由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在上海会合。 两人抵达上海后，即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份，与受陈独秀委托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双方交换情况后，马林即建议并敦促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此时，陈独秀尚在广州，李大钊远在北京；于是，李达与李汉俊分别致函征询两人。 其实，陈独秀与李大钊也早有所思；觉得已经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为了统一思想协调工作有所作为，确已到了应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整合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时候了；两人不谋而合，都同意筹建中国共产党。 只是，陈独秀不想受控于人打算走独立自主的建党路线；而马林来华目的不仅是要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而更是想把中国共产党纳入共产国际之中，并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支部；因此，陈独秀与马林两人所思可谓是南辕北辙存在分歧而一时难以合作。 但是，陈独秀欲独立建党却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难题；因为，一旦建党，仅党务运作就需一笔不小的经费；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多是年轻学生，大多都没有工作无收入来源，这党务运作所需的经费从何筹集？虽然，也有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已任教职；但除了陈独秀与李大钊有较高的薪俸外，别的几位均收入微薄没有多少余资可供党用。看来，单靠从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薪酬中挤出部分来支用是难以为济的；但这却是不允回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顿时让陈独秀感到为难了。 正在陈独秀犯难之时，马林却慷慨地许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切运作经费，可由共产国际全额给予无偿援助”。 马林的这一表态无疑是帮陈独秀解了一道难题，陈独秀愁眉舒展了心中大悦这才表示了愿意与他合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接着，就着手筹建，准备召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会议，以组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全国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但因，当时陈独秀尚在广州，则委托上海的李达与李汉俊具体筹办。 李达与李汉俊得到陈独秀的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于是，一面选址与安排议程，一面则给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函通知，要求已建有共产主义小组的地区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当时，已在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六个地区及旅日、旅欧的学生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有成员五十三人。各共产主义小组接到李达的来函后均表示赞同与响应，除了旅欧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出席外，其他各小组都派遣了代表赴沪。 武汉小组派遣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派遣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派遣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派遣陈公博，旅日小组派遣周佛海，上海小组的代表就是李汉俊与李达。 陈独秀因在广州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且其时正在为广东大学修建校舍之事四处奔波忙于筹款而一时脱不了身。当时，武汉小组的包惠僧正在广州；因包惠僧是记者，来去自由；于是，陈独秀就委托包惠僧作为他本人的代表出席会议。同时，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让包惠僧转达；陈独秀在信中向代表大会提出了有关民主、纪律、党员、群众等方面的四点意见，可见其对此次代表大会的重视。 然而，此时的北京小组，正忙于一场索薪斗争。 原来，一九二一年春，北洋政府因财政困难，竟然停止支付北京大学等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及教职员工薪俸。于是，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被迫于三月十四日起罢教、罢工，与北洋政府开展索薪斗争；同时，八所学校还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了一个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以领导索薪斗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为联席会议主席。一个月后，因马叙伦生病，被推举为联席会议新闻干事的李大钊代理了马叙伦的联席会议主席之职。 六月三日，李大钊率领教职员工代表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却遭到了军警的殴打致使头部受伤；伤愈后，李大钊仍领导大家坚持索薪斗争。 时至七月，索薪斗争已历时数月却尚未结果。正在索薪斗争如火如荼之机，忽然收到了李达的来函。 北京小组的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人接函后，并没有意识到代表大会的意义所在；因此，觉得索薪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也就不想去惊动为领导索薪斗争而天天忙得不可开交的李大钊；只是开了一个小组会，在李大钊没有到会的情况下推选了刘仁静及当时正在上海的张国涛作为北京小组的代表出席。 代表大会原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但因有些代表未能及时赶到；所以，会议只得延期。 因为，当时的上海仍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各国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对于革命活动、特别是被称为赤色革命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更是防范与查处甚严；故而，代表大会只能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以免遭破坏。 而为了代表大会能顺利召开及代表们的安全，负责安排会址与住处的李达可是花了不少脑筋，李达的妻子、浙江嘉兴人王会悟也为此帮了大忙。 因为，王会悟身兼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妇女声》杂志社编辑等职，人际关系较广；特别是，王会悟曾经担任过黄兴的夫人、上海博文女校董事长徐宗汉的秘书，更是结识了许多颇有头面的人物。 果然，王会悟的这些特殊关系发挥了作用，她顺利地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租用到了该校因暑假而闲置的几间学生宿舍，以供假借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名义赴沪出席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用。 代表们的住处安排好后，代表大会的会址却一时难以确定；因为，若是也安排在博文女校，代表们虽然能免了出行倒是方便。但是，共产国际代表要列席会议；如此，两名外国人出入这所女子学堂，毕竟是太显眼了，定会引人注目招致麻烦甚至不测；所以，觉得不妥。为此，李汉俊主动提议干脆安排在自己家中。 李汉俊的寓所位于上海法租界内贝勒路树德里三号，这是两幢典型的石库门式楼房；李汉俊与其兄长李书城各居用一幢；两幢楼房虽是隔离，但内部却是联通，也就不分彼此仍为一家。 因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谋长，此处也就有了李公馆之称；而此时，李书城正在湖南参与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偌大的李公馆中仅有李汉俊及兄长刚续弦的少妻、幼女等五人，宽敞而较清静正可作会议之用。且李公馆距离博文女校不远，便于代表往返。而李书城显赫的身份及李公馆的牌子，又可起掩护作用；甚至于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此参加会议也能方便许多；因为，外宾造访民国政要该是平常之事不易引起太多怀疑，也就可少去许多顾虑。可见，在李公馆中召开代表大会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安妥；因此，李达立即表示了同意；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就这么定下了。 七月下旬，各地代表终于陆续抵达上海。 此时，张国焘已在渔阳里二号自己找了个住处；陈公博带着他的新婚妻子住进了大东旅社，出席会议之时又兼顾了度蜜月倒是可谓两不误。因此，下榻于博文女校的实际上只有九名代表。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夜幕垂落后，坐落于贝勒路和望志路交叉口的李公馆后门，不时的有或长衫马褂、或西装革履、或学者风度、或学生模样的人进入。 晚八时，来自各地的十二名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受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还有两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十五人在李公馆的客厅内聚集一堂；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内召开了。 客厅内的陈设简单朴实，会场没有特别布置；大家围坐于长餐桌四周，气氛显得十分庄重。 会议原定是由陈独秀主持，但因享有声望的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未能出席，遂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 会议开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先致辞，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马林又介绍了十月革命、苏维埃及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议与希望。 接着，代表们先后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情况，相互交流了经验与体会；然后，休会三天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与《决议》。 二十七日始，又连续三天就《纲领》与《决议》展开讨论；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十分认真热烈，有时还为某些问题进行争论。 三十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照常在李公馆内举行；原定这晚会议的议题是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与《决议》，并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 可谁知，会议刚开始几分钟就被迫中断了。 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三个月前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被捕；获释后，这个赤色分子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监视的目标；因此，马林来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等地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马林抵达上海后，其行踪也已引起了上海租界内密探的注意。 虽然，马林凭着多年秘密工作积累的经验，几天来都巧妙地避过了密探的监视。然而，三十日这晚，马林再来李公馆时，还是引起了法国巡捕房巡捕、上海青帮头子之一程子卿的注意。 程子卿虽然不知晓马林其人，但见一个外国人进入李公馆，心中生疑也就尾随而至了。程子卿跟进后，獐头鼠目地向李公馆内张望。 李汉俊见有不速之客，赶紧上前阻挡并盘问；程子卿支吾几句后哈腰退出，令李汉俊颇为诧异。 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到了此人必是密探即上海人所谓的“包打听”，建议应立即中止会议，并要大家尽快离开；于是，代表们赶紧分头离去。 果然，代表们离去不久，即有两辆警车呼啸而至包围了李公馆；一名法国总巡在程子卿引领下，带着几名法国巡捕及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李公馆后翻箱倒柜地足足搜查了两个钟头。 法国总巡还盘问了李汉俊，但均被李汉俊巧言应付过去了；结果，法国总巡一无所得，这才扫兴地离去。 因这一插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能在李公馆继续了，得另择会址。为此，一些代表当晚就集中于李达寓所进行商讨；大家议论纷纷，却一时难决。 此时，在场的王会悟则建议“可移址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去”。并介绍说，嘉兴有个南湖，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合称为浙江三大名湖；湖中有一个湖心岛，岛上有一座气势恢弘的“烟雨楼”，常引来闲逸之士上岛登楼眺望湖光山水；每年的清明、七夕、中秋等时节总会游人如织，平日里也常有人慕名而至；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曾多次登临烟雨楼吟诗作画；因此，岛上建有一座御碑亭；从而，南湖也就更成了sao人墨客向往之地云集之所。且湖畔有画舫、小洋船等，专供游客泛舟湖中赏景览胜；所以，不妨以游湖之名将会址移至湖中画舫，当可避人耳目更为安全。而且，嘉兴离上海不远，已有火车相通，仅有两个小时的路程，若是前往也很方便。 代表们听了这番介绍后，也觉得在当时情况下确是最佳的选择了；于是，接纳了这一建议，一致同意前往嘉兴南湖续会；并打算在一天时间内将余下的议程完成，唯恐延时多了再生意外。 第二天，代表们分成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 因为，当时的嘉兴南湖很少有外国人前去游玩，若是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也前往未免太招人耳目；因此，马林与尼科尔斯基也就免了此行。而本该与会的陈公博却被吓破了胆，早已带着他的新婚妻子顾自溜走去往杭州了；因此，到嘉兴南湖参加最后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实际上只有十二名代表。 八月二日，代表们扮作游客去往南湖，陆续登上一艘事先租好了的画舫，聚齐后即吩咐艄公将船离岸向湖中缓缓划进。 代表们上船后，见这艘画舫有十五、六米长，三米多宽；分为前舱、中舱、后舱，舱内置有桌椅倒是显得舒畅。于是，将会议安排在中舱进行；一同上船的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放哨，以使代表们能安心于会议。 画舫中备有桌椅，代表们围坐四周；吸取了在李公馆中那场虚惊的教训后，此次特意在桌上摆开了麻将牌，俨然摆出游玩取乐的样子，以备有人来盘查时可权作应付。 这天，细雨蒙蒙游人稀少，但见湖心岛及烟雨楼均隐在了雨幕之中若隐若现，倒使秀丽的南湖平添了几分别样情趣。但是，代表们谁也无心欣赏这雨幕中的江南水乡旖旎风光，皆全身心关注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事中。 十一时许，画舫已远离湖岸隐于雨幕中不再被岸上的人留意了；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艘画舫的中舱内继续。 会议就未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热烈的讨论进行了数小时一直延续到下午。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与《中国共产党决议》，确定了党的名称、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基本政策及中央机构与地方组织；并强调了，应与共产国际建立紧密关系，党的当前工作重心是开展工人运动。 接着，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因考虑到当时的党员人数还少，地方组织也尚待健全；所以，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决定先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设一名总书记，组织主任、宣传主任各一名。虽然，陈独秀没有出席，但凭着他的崇高声望，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总书记；张国焘则被推选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然后，十二名代表一起庄严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在南湖的画舫中整整进行了一天；最后，在代表们一片虽是低声、却是发自肺腑、铿锵有力的“马克思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号声中闭幕了。 此时，雨还在悄悄地下，夜幕却已垂落；南湖画舫中亮起了灯，在暮色的湖面上，这灯光显得那么耀眼醒目。灯光从船窗透出，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幕照亮前行的航路；风雨激起的浪头不时的拍打着船身，但却阻不住船的航进。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恰如这艘行进在风雨中的船，沿着满是险滩、暗礁、湍流、恶浪的中国革命航道，开始义无反顾地扬帆启航、勇往直前破浪而进了。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因为，这是划时代的一天；从此，一个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华夏大地上诞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革命将开始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