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北伐军威迫京津 皇姑屯张帅丧命

    【史要】“方顺桥战役”，“北伐军”威迫“京、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丧命……

    却说，蒋介石放弃济南、继续“北伐”后，各路“北伐军”很快都进入了直隶；然后，向“京、津”全线推进。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取得“彰德战役”胜利后，已沿京汉线北上，又攻占了邯郸、邢台等地。

    而阎锡山亲率的“第三集团军”两个军团，也已突破了“安＊国＊军”杨宇霆部在娘子关的阻截，并与冯玉祥部会师于石家庄了。

    两军会师后，即又兵分两路进击。

    冯玉祥派韩复榘率其“第三方面军”，随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继续沿京汉路北上，攻打有京畿重地之称的保定，目标即是北京。

    冯玉祥自己则亲率“第二集团军”其他各部折向东进，以靖定京汉线以东地区，兵锋所向直指天津。

    而朱培德所率的“第一集团军”渡过黄河后，也已迫近了处于“直、鲁”边界上、有“神京门户”之称的德州。退驻在德州的张宗昌与孙传芳自知难守，遂又弃德州而退往沧州了。

    而此时，彰德兵败后的褚玉璞也已退守在沧州；于是，张宗昌与褚玉璞一起，欲将沧州守住。

    而张学良虽是放弃石家庄北撤了，但在保定却派驻有万福麟的“第八军”、王树常的“第十军”、胡毓坤的“第十六军”、荣臻的“第十七军”等四个军的重兵，欲将“北伐军”阻截在保定以南。

    果然，当“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与“第三集团军”徐永昌部先行抵达保定时却是受阻了。

    徐永昌见正面攻击受阻，遂欲从西南侧绕道突破；然而，进至方顺桥却被“安＊国＊军”胡毓坤与荣臻部包围了。

    阎锡山见徐永昌孤军深入被围情况堪忧，赶紧《命》尚在石家庄的杨爱源率其“第三军团”前往驰援。

    杨爱源受《命》后即率部往援，徐永昌部才得以解围；于是，“第三集团军”与“安＊国＊军”在方顺桥激战两天、难解难分。

    最后，阎锡山命“第七军军长”张荫梧出满城、“第十军军长”李维新经唐县，绕至“安＊国＊军”侧背发起攻击，这才将“安＊国＊军”驻守在保定北面康关一线的王树常的“第十军”击溃。

    王树常溃败后，驻守保南要隘、正面迎敌的万福麟部，及正在方顺桥激战的胡毓坤、荣臻部军心被撼，遂也都相继败北。

    于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终于攻取了保定；然后，一路无阻地向北京进军了。

    而此时，“第三集团军”商震部也已击溃“安＊国＊军”张作相部；张作相部溃败后，直退往榆关去了。

    于是，商震部突入雁门关；然后，又在“第三集团军”傅存怀的“第四军”、丰玉玺的“第六军”等部配合下一举攻取了大同、张家口等地，兵锋指向北京。

    就在“北伐军”的兵锋迫向北京之时，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派遣“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也来催迫张作霖了。

    原来，自从一九一六年寺内正毅出任“日本首相”后，将张作霖视作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代理人”，“日、张”间算是过了一段蜜月期；也因此，当郭松龄“反奉、倒张”时，日本政府出兵帮助张作霖击败郭松龄、重新把他扶上了台。

    日本人原以为，张作霖该会感恩、俯首帖耳于日本人的指挥棒下了。

    但谁知，张作霖渡过难关、恢复元气后，却并没有如日本人所愿的那么听话；特别是，在日本人要求“修筑‘满蒙’铁路及获取三权”时，张作霖总是暗中耍花招、使绊作对，令历任“日本首相”心中都很不爽。

    而日本政府内部、特别是军部，要求“去除张作霖”的声音一直来不绝于耳。甚至于，连本来主张“利用张作霖”的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后也开始改变态度，对张作霖看不顺眼了。

    只因，昭和天皇有《御训》“要耐心，不可cao之过急”，田中义一这才克制了、没有狠下措施。然而，他通过江藤丰二与町野武马向张作霖提出的《满蒙新五路协约》，时间已过去了半年多；至今，却仍迟迟未予明确答复，这令田中义一不由得心急如焚了。

    于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田中义一又派遣芳泽谦吉前去催促。

    因此时，蒋介石已举兵“北伐”并节节胜利、兵锋迫近“京、津”了，张作霖因形势吃紧、心情甚是不好；他见芳泽谦吉前来，知道日本人定是趁火打劫地又来要挟什么了；因此，本不想接见。然因，芳泽谦吉毕竟是日本国的使臣，容不得他不见。

    于是，张作霖只得让正在与他议事的梁士饴、李宣武等人暂时回避；然后，接见了芳泽谦吉。

    两人在客厅坐定，芳泽谦吉见张作霖气色不佳，知道他定是为“北伐军”迫京之事烦忧；于是，利诱道：“大帅莫忧，只要你继续与大日本帝国修好，我们可以帮你阻止‘北伐军’。”

    芳泽谦吉原以为，已处于窘境中的张作霖定会闻言大悦；但谁知，张作霖却只是淡淡地回了句：“谢谢你的好意。这是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不劳邻居费心。”

    芳泽谦吉想不到会碰软钉子，遂换了口气问：“那么，你能阻止得了‘北伐军’？”

    张作霖仍不以为然，道：“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可退到关外去。”

    张作霖的回答完全出乎意外，芳泽谦吉心中暗暗骂道：“不识好歹的家伙，恐怕未必回得去。”只是，他不宜明言。

    于是，芳泽谦吉言归正传，直言要张作霖就《满蒙新五路协约》做出明确答复；否则，日方将不允许他再使用南满铁路。

    张作霖差点被芳泽谦吉盛气凌人的态度激怒了，心里也骂了句：“老子面前，耍什么威风？”

    因为，此时的张作霖毕竟是堂堂的“安＊国＊军＊陆海军大元帅”；虽是形势十分严峻，但还没有输光；何况，关内外的大片地盘还是自己的；所以，他不甘心就此趴下，更不愿再让日本人把他当“儿子”般使唤。

    而对于芳泽谦吉的来意，张作霖其实早就揣测到，他对日本人如此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已是厌恶极了；只是，自己现在要面对“北伐军”，无意把精力放在对付日本人上；所以，才勉强克制住自己，没有当面与芳泽谦吉闹翻。

    张作霖强抑住心中的火气后，这才慢慢地踱入后堂，取出那份《满蒙新五路协约》交给芳泽谦吉，拈了下八字胡子后，笑了笑说：“拿去吧，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我已签了。”

    芳泽谦吉听说“签了”，心想“任务已经完成”，不由得喜上眉梢。

    因为，文件是被密封了，芳泽谦吉不宜拆视；于是，又与张作霖客套了几句后、就离去；然后，兴冲冲地赶回关外、向田中义一交差去了。

    田中义一见芳泽谦吉从张作霖处取回了《满蒙新五路协约》，揣想必是自己所需的，心中也暗喜了；但谁知，当他开封展视后、却大惊失色了。

    原来，张作霖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只签了一个“阅”字，根本没有“同意”之类的文字，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也没签。

    如此，张作霖实际上是“不认账”；这简直是在愚弄人，令田中义一恼羞成怒了。

    看来，张作霖确是与日本离心离德了；“帝国”欲落实对华政策，已不可将希望寄托于如此一个善于玩弄花招的人身上。在田中义一看来，现在的张作霖非但不配作“代理人”，且已成了日本“帝国”实现宏大目标的障碍。

    因此，田中义一打算“换马”而“弃‘张’”了；但终因，“天皇”的御训在耳，田中义一虽有此意、却没作进一步的计划。

    且说，张作霖将芳泽谦吉打发走后，复又注心于对付“北伐军”了。

    而此时，保定与张家口均已丢失。保定是北京的南大门，张家口是北京的北大门；而今，两地均失，南、北大门都被打开了，北京危在旦夕。

    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打算放弃“京、津”、退守关外了；只是，如此败走、脸上甚觉无颜；所以，一时难下决断。

    而此时，张学良等“安＊国＊军”将士都已被“济南惨案”震撼了；皆有所醒悟，意识到“中国人自己争斗不休，最后只会让日本人从中渔利”。因此，觉得“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应速息内争、一致对外”。

    张学良将所思告诉乃父，并建议：“不若主动休战，回关外休养生息，保住东三省为要。”

    已有退意的张作霖闻后，倒是觉得可行；因为，休战无所谓胜负，如此退出关外、也就不会怎么丢面子，倒是可作顺势下台阶的托词。

    于是，张作霖依从乃儿之言，拍案道：“行，就这么办！”

    五月三十日，张作霖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动《宣布》“休战”，并决定“退出‘京、津’，返回关外”。

    因为，长期的战乱已让国民吃尽了苦头；听说“休战”，谁不高兴？所以，张作霖此举确是甚合民意，让他脸上觉得“光鲜”了许多；现在，只待“南京国民政府”作出反应了。

    而蒋介石见张作霖主动提出“休战”，却是想不好该如何回应了。

    因为，鉴于目前局势，自己在军事上已完全占了上风，最终将张作霖击垮几已成定局；而若是同意“休战”，让“奉军”撤回关外，岂不如同放虎归山？心中却是有点不愿。然而，若是不同意“休战”，则要背“继续挑起战乱”的骂名。

    虽然，蒋介石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在他觉得，只有傻瓜才会顾此虚名；他要的是实惠，只相信“成者王，败者寇”之理；所以，只要是对自己有益无损，他可不管会不会背什么骂名。

    不过，蒋介石虽是已有取胜的把握，但心底里多少还是有所顾虑；因为，张作霖毕竟还没有把老本输光；若是把他迫急了，定会狗急跳墙地拼个你死我活；真要那样，到头来自己或也会赔进去许多。而现在，张作霖愿意退出“京、津”，自己则可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卒得此两地而完成“北伐”大业；这一得一失的两笔账、谁都会算，蒋介石心中当然也清楚；看来，自己还是捞取眼前的实惠为好。

    想到此，蒋介石也就决定“同意‘休战’了”，并立即给予回应。

    于是，蒋介石让已兵临北京城下了的阎锡山出面，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去与张作霖谈判，并负责接收“京、津”。

    阎锡山受《命》后，则派遣“山西民政厅长”南桂馨、“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孔繁蔚为“代表”，进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等人谈判，以商议“有关和平接收‘京、津’事宜”。

    双方很快议定“‘安＊国＊军’主动让出‘京、津’及直隶，而‘国民政府’须给‘安＊国＊军’撤离以方便”。

    对此，“国民政府”当然答应，并满口承诺：“‘奉军’撤离时，‘国民政府’的军队绝不追击。”

    如此，谈判告成；“奉军”可以放心地撤退了，张作霖则也决定“离京返回奉天”。

    因此前，张作霖已遭遇过多次暗杀；所幸自己命大，都让他躲过了。为此，张作霖每次出行，都多了一个心眼；这次亦然，张作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

    然而，张作霖知道，自己因“反苏”、“反赤”已得罪苏联人太深，因遏力阻止“蒙满五路”的修筑也得罪了日本人；因此，苏联人或日本人都会想要他的命；所以，无论走哪条道都无“绝对安全”可言。

    且取道古北口走的是公路、坎坷不平、要受颠簸之苦，过惯戎马生涯的张作霖倒是呒啥，但随同返回的家人如何受得了？再说，取道古北口沿途荒野多山；若真有人要暗算自己，反而利于其埋伏阻击；因此，看来这并非可取之道。

    而此时，“奉天省长”刘尚清闻知“张大帅要返回奉天”，即已向京奉铁路沿线各县发出《密电》“务须妥为警备，毋可疏懈”。

    先期退至榆关了的张作相，也已在北京至榆关的铁路沿线增派军队、严密设防。而坐镇奉天的吴俊升，也在榆关至奉天的铁路沿线加强了防备。

    如此，北京至奉天的铁路沿线都已严加防范了，看来是万无一失。

    张作霖闻《报》后，心想“是呀，京奉铁路毕竟是由自己控制的，看来还是走铁路保险。”因此，张作霖决定了“乘火车回奉天”。

    不过，张作霖为防万一、又故意布了个迷魂阵。

    先是，将原定于六月一日的行程往后推迟了一天；而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又让他的“五姨太”及一班“仆役人”等登车先行，自己却延至三日子夜一时才启程。张作霖以为，自己如此三易其时、变化无常，即使有人想图谋他、也定会扑空。

    但是，张作霖哪里知道，虽是他十分乖觉，还是躲不过被暗算、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原来，田中义一迟疑不决之时，日本陆军军部中要求“去除张作霖”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更是耐不住了，在他觉得“除了杀死张作霖，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于是，村冈长太郎打算撇开田中义一而自己行动了，决定派遣“武官”竹下义晴赴北京去刺杀张作霖。

    然而，“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却认为“张作霖在北京耳目众多、防范严密，赴京行刺恐难成功且会打草惊蛇；不如在他返回东北途中动手，方可一举成功。”

    村冈长太郎然其言，遂将“刺杀张作霖”的任务、改交于了河本大作，并关照“只可成功，不得有误。”

    河本大作受《命》后，即在“关东军参谋部”里挑选人员，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然后，制订了一套严密的《暗杀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

    就这样，村冈长太郎与河本大作合谋后张网以待，只等张作霖前来送死；只是，张作霖自己还懵懂未觉，田中义一也不知情。

    而张作霖三易其时后，这才觉得“可以安全出行、离京回奉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子夜，张作霖在其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及时任“安＊国＊军＊政府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潘复、“农工总长”莫德惠、“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总司令部参谋长”于国翰、“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与仪峨诚也等人陪同下，偕同他的“六姨太”马岳清、“三公子”张学曾及“大帅府副官”王宪武、“管家”温守善、“医官”杜泽先等人，乘坐“泰山”号专列、终于启程返回奉天了。

    车至天津，靳云鹏、潘复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皆因有事下了车，换上了前“交通总长”常荫槐陪乘。车抵山海关，早已迎候的吴俊升也上车陪行了。

    一路上，透过车窗可见，铁路沿线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都有兵士守备着；看来，固然是戒备森严、万无一失，纵然是有人欲加害自己也无从下手。

    六月四日凌晨，专车驶进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等人也已在车站迎候；并告知“奉天省长”刘尚清“已率文武官员在奉天新站迎候”。

    皇姑屯是奉天的一个小站，到了此地也就抵达了奉天，曾经悬着的心则可放下了。

    且因离终点站已是不远，也就只有张景惠上车陪同，齐恩铭则驾车原路返回。然后，专列又缓缓启动继续向终点站驶进。

    皇姑屯车站以东不远就是老道口和三洞桥，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在此交叉；京奉铁路在下，南满铁路在上。

    因为，南满铁路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修筑并管理，沿线两侧都被划归“日军”的警戒区；因此，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的老道口和三洞桥，也就在“日军”的警戒区内，不远处即设有“日军”的岗楼；所以，吴俊升的军队在此处没能布防。

    谁知，正是此处的失防，给张作霖和他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原来，河本大作正是选中了此地；他派人在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下埋了大批炸药，将导线引至不远处的岗楼中，只待张作霖的专列到来、就起爆。

    果然，当专列驶至三洞桥，忽然一声巨响，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被引爆；有十多节车厢的专列，顿时被炸得都脱轨掀翻、甚至于粉碎；死者血rou模糊、难以辨认，伤者大声惊呼、哭嚎不止。

    张作霖的“六姨太”马岳清及莫德惠、温守善、张景惠、刘哲、于国翰、“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等人，都程度不等地受了伤。

    而张作霖乘坐的那节曾供“慈禧太后”专用、有“蓝钢车”之称的豪华车厢，被崩出有三、四丈远；陪同张作霖的吴俊升，已被一枚铁路道钉穿入脑部而当场毙命了。

    张作霖虽然没有当场丧生，但已满身是血伤势甚重。

    幸免于难的“三公子”张学曾、“副官”王宪武、“医官”杜泽先等人忙乱中终于找到了张大帅，众人见他伤势严重赶紧加以救护。

    此时，刚离开皇姑屯车站的齐恩铭忽闻三洞桥方向响起爆炸声，知道必是发生了意外；于是，赶紧也驶至三洞桥。

    于是，张学曾、王宪武、杜泽先等人七手八脚地将张作霖塞进齐恩铭的车内；然后，极速地奔往“大帅府”。

    齐恩铭等人将张作霖送到“大帅府”后，立即送上了张作霖“五姨太”的小青楼。

    此时，在奉天新站迎候的刘尚清等人闻讯后也接踵而至了。刘尚清见“大帅府”内乱作一团，则一面约束众人、不可慌乱，一面立即组织对张作霖进行抢救。

    然而，终因伤势太重，张作霖没能留下一句“遗言”即于当日上午九时不治身亡。

    就这样，堪称乱世枭雄的“东北王”张作霖遽然离世了。因为，事发地离皇姑屯车站不远；故而，史称“皇姑屯事件”或“皇姑屯炸车案”。

    “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刘尚清揣知必是日本人所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除去已被其视为绊脚石了的张作霖；然后，趁‘安＊国＊军’群龙无首之机，占领奉天进而控制东三省”。

    事发当天，日本陆军部立即有关“皇姑屯事件”发表《声明》以示自己“清白”；同时，“关东军”以“协助勘查”之名将“出事地段封锁了”；并按《计划》将“已准备了的两名中国人杀死后、抛尸于现场当了替死鬼”，诳称“是炸车的间谍，被当场击毙”；且在两具“尸体”的衣袋中、故意放置了“‘国民政府’指示其行动”的《手谕》，欲以此“嫁祸于南方‘国民政府’而为自己开脱”。

    果然，对事发现场进行勘查后，日本人即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了《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以证明“‘皇姑屯炸车案’与‘日军’无关，而是‘南京国民政府’指使人所为”。

    然而，日本人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明眼人很容易就能识破，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不打自招。

    然因，刘尚清见张大帅已命归西天，“安＊国＊军＊政府”失了主心骨；即使明知是日本人所为，却也不敢将事情挑明了而与日本人翻脸；再说，在此节骨眼上、东三省该何去何从？这却是摆在刘尚清面前的最大难题，令他一时不知所措了。

    时有深沉练达的“奉天省督办公署参谋长”藏式毅建议：“应秘不发丧并严密封锁消息，绝不可让日本人获知张大帅的死讯。”同时，赶紧通知张学良，要他“返回奉天，主持大局”。

    刘尚清采纳了藏式毅之言，遂故意放话“张大帅只是受伤，并无大碍，不久即可视事”。

    于是，“大帅府”内一切如常，未见悲怆之态、不闻哭泣之声；每天，厨房照常为张大帅张罗膳食；“医官”杜泽先按时为张大帅换药，连病历记录也一字不漏地填写无误；只是，允许进出小青楼的只有“五姨太”和贴身“丫环”。

    果然，张作霖被炸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关东军第十师团长”本庄繁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等人即来探视，欲确证张作霖死讯后、以作进一步行动。

    不过，日本人的探视，都被刘尚清与藏式毅沉着地应付过去了。

    藏式毅以“张大帅刚受惊，须静养不宜打扰”为由，使探视者都只能隔着窗户瞧；而当瞧见头缠绷带的张作霖静卧床上、无甚异常时，林久治郎等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就这样，刘尚清与藏式毅巧妙地将日本人忽悠了，方才免除了进一步的变乱。

    与此同时，刘尚清又急忙派遣张作霖的“副官”王宪武秘密潜入关内，带上所谓张作霖的《口令》，通知张学良“速回奉天”。

    其实，张学良在六月四日就已获知“乃父在皇姑屯被炸”的消息；只是未知祥情，心中悬着。

    而此时，虽已与“北伐军”谈妥了“双方休战”，但驻于“京、津”的“安＊国＊军”尚未安全撤离，张学良一时不敢擅离。

    因为，张学良知道，在此非常时期，绝不该因此事影响了军心；否则，引起新的变故，后果会不堪设想。而自己作为张作霖的“长子”且是军中主将，一举一动更得慎之又慎。

    因此，张学良虽是闻知“家父被炸”后甚是揪心，但却只得竭力克制自己、保持镇静。

    恰好，这一天是张学良的生日；当晚，张学良不露声色、神情如常地出席自己的生日宴会，谁也看不出他心底压着多大的痛苦。

    第二天，张学良《命》其部将“第四十七旅旅长”兼““北京戒严司令部副司令”鲍毓麟留驻北京，以维持北京的秩序且与“北伐军”办理交接，自己则与杨宇霆率部向滦州撤离了。

    到得滦州后，张学良暂驻于滦河西面北山的大觉寺内。

    此时，王宪武赶至滦州，传达张大帅的口令，要小六子“速回奉天”。

    虽然，王宪武守口不言“张大帅已亡”；然而，张学良已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揣测到“家父必是生命有危”，并非是先前所报的“只是负伤，无碍大事”；否则，何必派其“副官”专程赶至滦州催促自己“回奉”，且只是《口令》而无《手谕》。

    因此，张学良确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急欲“返回奉天”不敢再有片刻迟缓了。

    于是，张学良把军务交予杨宇霆；然后，只带了“副官”谭海、“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等几名亲随，化装后混于一辆军用的闷罐车内、悄无声息地出关了。

    六月十七日，张学良抵达奉天。

    进得大帅府后，张学良这才确知“父亲已是归天”；此时，他忍不住扑在父亲遗体上、便放声大哭，十几天来憋在胸中的悲苦、一下子全发xiele。

    良久，在刘尚清、臧式毅、王家桢及家人的一再劝慰下、才渐趋平静。

    当晚，刘尚清、臧式毅、王家桢等齐聚“大帅府”彻夜商议，皆认为“当务之急应由‘大公子’张学良出面主持‘奉天军务’，以防不测”。

    于是，商定以“张大帅”的名义草拟一份《手令》，称：“本大元帅因病未能兼顾奉天军务，着派张学良全权代理，特予知照。”落款是由张学良模仿其父笔迹的“张作霖”三字。

    接着，刘尚清即发表《奉天省长公署令》，《宣布》：“奉张作霖大元帅《手令》，张学良已于十七日全权代理奉天军务。”

    由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已是尽人皆知；因此，张作霖不能视事了，由其“长子”张学良代理“奉天军务”甚至于放权给他，皆在情理之中、无所厚非；所以，奉天的“军、政”界中无人异议。

    其实，“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系”中曾有人欲请张作霖的“拜兄弟”、时任“安＊国＊军＊第五军团长”兼“吉林省督军”张作相主政“东三省”。

    然而，张作相却竭力主张“应由张学良接任，自己绝不擅位”。

    于是，张学良返回奉天后，即召开“东三省联席会议”；会上《宣布》：“张学良自《任》‘奉天省督军’，张作相仍《任》‘吉林省督’，其亲信万福鳞则《任》‘黑龙江省督军’。”

    如此，在张作相等人的全力扶持下，“安＊国＊军＊政府”的“军、政”大权顺理成章地传到了张学良的手中，“东三省”的军心与政局才都稳定了。

    只是，张作相将张学良扶上权位后，却对张学良诚恳地说：“小六子，你是主帅了；在公开场合，你完全有权指挥任何人，不必有任何顾虑；我老叔定然全力支持你，听候你的调遣。不过，你若是干得不好；私下里，我老叔可是要刮你耳光的。”

    张作相的坦诚赤心，令张学良甚是感激。

    张学良返回奉天后，“奉军”络绎撤回关外；日本人见张学良回到奉天并接掌了“军、政”大权，且关内的“奉军”撤回后军势不弱，也就有所顾忌、而不敢妄动了。

    孙传芳见“奉军”撤退了，也就随同出关仍寄人篱下地依附于了张学良。

    而退驻滦州的褚玉璞手下尚有数万兵马，故不愿认输而欲顽抗；结果，被白崇禧所率的李品仙部击溃；褚玉璞败逃至大连，所部则被白崇禧收编了。翌年，褚玉璞潜回山东，欲伺机再起；结果，却被有“胶东王”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刘珍年捉获枪杀。

    而欲回奉天的张宗昌，因张学良恐其桀骜不驯、对己不利、却不允其出关。

    张宗昌见自己已失势、难在东北再立足，无奈之下遂独自经由大连、东渡日本去了；三年后，张宗昌也返回山东，欲招募旧部、东山再起；不意，在济南火车站，被其“仇人”、曾被他斩杀的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刺杀了；从而，这个有“混世魔王”之称的“三不知将军”为他自己的杀降行为付出了代价。

    此皆是题外话，顺提而已。

    张学良见时局已渐趋平稳，这才于六月二十日，以“奉天省政府”的名义将张作霖的“死讯”公布，并着手办理“祭奠、发丧”等善后事宜。

    同时，刘尚清辞去“奉天省长”职，由翟文选接任。

    第二天，张学良即《通电》全国，正式《宣布》自己“就《任》‘奉天督军’”；从而，公开接过了乃父的权杖。

    只是，张学良没有如其父再称“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而是改称为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如此，“安＊国＊军＊政府”也就自行取消，“安＊国＊军”复称为“奉军”。

    就这样，张学良登上了主政东北的宝座；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年方二十七岁，故世人称其为“少帅”。

    张作霖的丧事办得甚是隆重，奉天社会各界都前往祭奠，忽是友、忽为敌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段祺瑞等人也都送来了挽联，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参谋长”三宅光治及林久治郎、松井石根、菊池武夫、本庄繁等人也都前来吊唁。

    然因，张学良已认定“家父必是被日本人所害”；所以，日本人的前来吊唁、无异于猫哭老鼠，反而更令张学良心中甚是难受了。

    张学良一气之下本欲为父亲报仇，趁机将村冈长太郎等人杀了；不过，他的一时冲动让其“老叔”张作相与“吉林省代理省长”王树翰等人劝阻了，这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而田中义一闻知张作霖被炸致死后，料想必是自己人所为。果然，他很快就知道了“这是村冈长太郎与河本大作等人的杰作”，不由得乱了方寸、不知所措了。

    因为，田中义一虽是也想“弃张、换马”，但并没有想过要用如此极端手段；昭和天皇必不赞成如此，定会怪罪于自己。而此时，日本国内的“民政党”等在野党、趁机对田中内阁发难，要求“彻查事件真相，追究责任人”，认为“如果不澄清事实或处置不当，必会伤及国家信誉而有损圣德”。

    在野党的发难更是给田中义一增加了压力，迫不得已、遂打算对责任人进行查处。

    然而，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山冈重厚、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却都表示了“对河本大作的支持”；同时，“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陆军大学校长”荒木贞夫、“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小矶国昭等人也竭力“反对处置河本大作等人”，认为若是处置了，必会有损日本陆军的声誉。

    如此一来，确是使田中义一深感左右为难了；最后，只得将此案实情隐瞒，并放弃了“对村冈长太郎的查究”；仅“将河本大作解职”，其“‘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之职则由同样激进的板垣征四郎继任”。

    田中义一如此处置后，军方这才没有异议了。

    然而，田中义一自己却因此失去了昭和天皇的信任；而在野党却仍不肯饶放地继续攻击，硬是要迫他下台。

    一年后的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民政党党首”浜口雄幸取代田中义一出任“首相”；然而，竭力主张“彻查”的浜口雄幸上任后、却一改态度“不再主张查究了”；于是，“皇姑屯炸车案”不了了之。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四六年七月，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

    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河本大作也写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自供书，坦承了其“策划、实行炸死张作霖”之事。

    至此，轰动一时的“皇姑屯事件”方才真相大白，但那已是十八年后的事了。

    然而，后来又有传闻，称“‘皇姑屯事件’是苏联人所为”；如此一来，几已成定案了的“皇姑屯事件”又变得扑朔迷离了，遂成了一宗历史迷案，而令许多学者费尽心力、欲求迷底。

    此皆是后话，顺提不赘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