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清逊帝梦想复辟 土肥原天津事件

    【史要】南次郎拟“以华制华”，“清逊帝”溥仪梦想复辟，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

    却说，“宁、粤、沪”三方在上海达成《协议》后，国民党重整在望，皆以为可以舒缓一下了。但谁知，已在“东三省”肆虐的日本，却又将魔爪伸入天津滋事了，令刚有点宽舒了的心境又绷紧了。

    但此时，“江桥抗战”正在鏖战中，齐齐哈尔尚未陷落；而驻于舒兰的冯占海、驻于榆树的李杜等“东北军”将领都拒绝了熙洽的劝诱、不愿附逆投敌，也阻住了“日军”向北挺进的步伐；所以，“东三省”尚未完全落入“日军”魔掌。

    而“日军”之所以要在尚未将“东三省”完全吞噬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将魔爪伸向天津，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原来，“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成功后，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即向“天皇”作了《满洲的近况》的《报告》。

    南次郎在《报告》中提出：“日本应在中国的‘满洲’建立‘新国家’，进而再向北发展，则可把日本海变成日本的‘内湖’。‘满洲’建立‘新国家’后，日本可以和这个‘新国家’共同经营，以使日本获得永久的资源；如果向这个‘新国家’移民，还可以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此话已是说得十分明了，意在“已被‘日军’侵占的中国东北建立一个所谓的‘满洲国’，以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从而，将‘东三省’完全从中国的版图上割裂出来，变成受日本控制的殖民地”。

    因此时，“日军”虽是占领了中国“东三省”的大部，但却已遭到了“‘东三省’军民”的武装抵抗，中国国内“民众”的“抗日”情绪也在不断高涨，而“国联”也已作出了几个“不利于日本的《决议》”；这一切，多少已使日本政府感到了压力。

    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要想“对占领区实施统治，比靠武力攻取来得难”；因为，若是由日本人直接实施统治，这非但会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抵抗，还会被“国际社会”指责“亡人之国”。

    因此，确应另想办法，以“使日本既能确保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又不至于陷入困境”。

    而南次郎提议的这种“殖民”方式，看来确是比“由日本采取直接统治”来得好。

    因为，这名义上是“由‘满州人’自己立国”，“国联”也就无话可说、难以指责日本“亡人之国”；且采取了“以华制华”之策，又可“化解‘东三省军民’的抵抗情绪”，更“利于日本对被占地区的控制”。

    因此，这一提议可谓“是一举两得”，也就得到了“天皇”的认可，并交由南次郎付诸实施。

    于是，南次郎前往中国东北，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会商。

    本庄繁与土肥原贤二对于筹建“满洲国”也甚感兴趣，觉得“这是日本控制‘东三省’的最佳《方案》”。

    只是，既然是“建国”，就得“有人坐一国‘元首’的交椅”，而可坐这把“交椅”的人却是难觅。

    因为，能坐此“交椅”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与张学良及“南京国民政府”有任何瓜葛，也就是说“能被培植成‘亲日’”，如此方能受日本cao控；二是，得“能被三千万‘东北人’接受，也就是说得能驾驭得了‘东三省’的政局”。

    要符合此两个条件，看来那就最好是有一定资望的“满州人”；且如此，“‘满人’治‘满’”能堵了“非议者”的嘴。

    本来，有现成的诸如熙洽之类有“满人”血统、又已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了的人在。但因，熙洽之辈的资望不足以驾驭“东三省”，不宜坐这把交椅；故而，尚须另选。

    为此，仨人商议了许久，却一时不得其解。

    最后，土肥原贤二想到了“已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现寓居在天津日租界内的‘满清逊帝’溥仪”，这才如久病难愈之人、得了“对症良方”而欣喜了。

    因为，溥仪是“大清朝”的“末代皇帝”，这个头衔是他人无法得到的；虽然，溥仪现已退位、而成了“逊帝”，但其曾经冠过的“皇帝”名号、却仍蕴藏着无人具备的潜在号召力。

    再说，“清皇室”爱新觉罗氏的根脉就在“满州”，让溥仪回“满州”重坐这把“交椅”，想必东北的“军民”定能接受；因此，选择溥仪坐这把“交椅”应是最适宜不过了。

    而溥仪被赶下“宣统皇帝”的宝座后、又被驱逐出了紫禁城，至今狼狈落泊地寓居在天津；若是将他重新扶上“帝位”，定会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地拜服在大日本的脚前，这正是筹建“满州国”所要达到的目的。

    土肥原贤二欲“扶植溥仪”，南次郎与本庄繁也觉得甚好；只是，溥仪现尚在天津，得设法将他搞到东北来方可成事。

    于是，仨人达成共识后即决定“付诸行动”，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当仁不让、乐于受《命》，准备亲赴天津，以“将溥仪搞到‘满州’”。

    为此，土肥原贤二辞去了“被本庄繁《任命》不到一个月的‘奉天市长’”，改《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如此，便于在天津活动。

    而“奉天市长”之职，则由与袁金铠一起《宣布》“辽宁省独立”、现已投靠日本了的“满州人”赵欣伯接任。

    如此，由“满州人”主政奉天了，也就可免了“曾因是‘日本人’出《任》‘奉天市长’”而招致“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亡人之国”的非议。

    且为能确保事成，土肥原贤二赴津前，先同已在吉林《宣布》“独立”、与“‘日军’合作”了的熙洽商议；告以“日本政府欲帮助‘满州人’建国”，并授意熙洽致《函》溥仪，以“敦促其回‘满州’主政”。

    熙洽本就有“复辟‘满清皇朝’”之意，土肥原贤二所言正中其下怀，两人一拍即合。

    于是，熙洽二话没说，即给时在天津的溥仪写《信》。

    且说，“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自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

    溥仪离开紫禁城后，先是搬进了乃“父”载沣位于什刹海的俗称“北府”的“醇亲王府”。

    然因，经此折腾后，已令溥仪总是胆战心惊、少了安全感；况且，时局又是长期的动荡不安；所以，溥仪虽是搬入了“北府”，却仍是担心有危；因此，打算干脆出洋去、远离中国以避险。

    于是，溥仪去“英国驻华公使馆”，打算求助于曾是其英文“老师”、有“帝师”之称的英国人庄士敦，希望通过他、能让自己赴英国留学。

    然而，“英国驻华公使”觉得“此时的溥仪非但已经‘逊位’且被赶出了紫禁城，早没了可利用的政治价值”；因此，非但没有帮助他去英国“留学”，却连其欲“见庄士敦”的要求也未予满足。

    “英国公使”对溥仪的如此冷漠，倒是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因为，日本人觉得，这个“大清朝”的“末代皇帝”虽是“逊位”了，但对于“已对中国存有觊觎之心”的日本来说，或许哪一天会有用。

    因此，就在溥仪惶恐不安、走投无路之时，日本人却向他伸出了手，这不由得令溥仪对日本人有了好感；于是，溥仪躲入了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驻华公使馆”，这才有了安全感。

    翌年二月，又经“日本驻华公使馆”的帮助，溥仪带着“妻妾”、“太监”、“侍女”、“随从”一应三十多人从北京移居到了天津，住进位于天津日租界内宫岛街上一幢名曰“张园”的宅第中。

    “张园”是曾《任》“湖北省提督”张彪的私宅，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途经天津时也下榻于此。

    张彪对于“旧主”可谓是忠心，为了迎奉溥仪，他特地将“张园”装潢了一番；溥仪入住后，张彪则每天一大早、亲自打扫院庭以示忠。

    至此，溥仪算是在天津安顿下来了。

    于是，溥仪在“张园”门外挂出“清宫驻津办事处”的匾额，以招纳“满清”的“遗老”、“遗少”。

    果然，溥仪落脚天津后，许多原已远他而去了的“‘满清’遗老”复又汇聚到了身边。

    除了其“师傅”、曾《任》“山西巡抚”陈宝琛始终相随左右外，曾《任》“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参事官”罗振玉、“江苏都督”胡嗣瑗、“广东监察御史”陈曾寿等“‘满清’遗老”此时也常至“张园”伴驾来了，这使溥仪感到了快慰。

    且由于，溥仪对日本人已有好感，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参谋”吉冈等人也常来“静园”窜门攀谈；日久，吉冈与溥仪一家交厚了，溥仪与日本人之间也就保持了一种暧昧关系。

    不久，张彪病故；溥仪遂又于一九二九年七月离开“张园”，迁入同在天津日租界内宫岛街上、曾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一幢名曰“乾园”的宅邸。

    溥仪入居“乾园”后，不再挂所谓“清宫驻津办事处”的牌子了；而是将“乾园”更名为了“静园”，寓意“静以养气”。

    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则仍常至“静园”伴驾以示忠，且以窥探时事、訾议国是，替溥仪排解郁闷打发时光。

    然而，溥仪难免会追忆起往日的尊贵与风光；渐而，萌生了欲“复辟‘满清’、重登帝位”之心。

    吉冈也一如既往地仍常来“静园”，两人攀谈时、从不避讳“复辟”议题，也就更促使溥仪萌生谋求“重登帝位”之心。

    是呀，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溥仪登基时还是个蹒跚学步、甚至于在龙椅上都嚷着要“尿尿”、不谙世事的年仅三岁的娃娃，一眨眼就近而立之年了。

    若是“满清皇朝”尚存，此时的溥仪本该早就“亲政”；可是，原本应该位居“九五之尊”、接受“群臣”朝拜的他，现在却要东躲西藏地落泊至此；如此大的落差，怎令溥仪接受得了？再说，溥仪虽曾被抱上过“龙椅”，但在他尚未懂事时就失了帝位。所以，溥仪虽是冠过一个“宣统皇帝”的名位，其实却连一天也没有尝过真正当皇帝的滋味。

    然而，历史却要这位“逊帝”顶着多少带有“羞辱”之意的“末代皇帝”之名终了一生，这实是也令溥仪不能甘心。何况，眼下的溥仪已近而立，正是人生中最旺盛的年龄段，更不愿如此寂寥、蹉跎一生。

    所以，无论是为光复祖上基业、替爱新觉罗氏家族争气，还是为自己夺回失去的权杖、或是为身后留个能自觉“象样”的名声，溥仪都认为“自己得伺机奋搏，不可沉溺”。

    因此，溥仪将“乾园”更名为了“静园”，这“静”字中实是另蕴含有“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所以，溥仪在天津的七年，说其每天都在做“复辟梦”一点都不为过。

    尔后，溥仪在天津蛰居“静”观，目睹了“北洋政府”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为争权夺利而无休止的争斗、乃至引发一场场规模不等的战争；从而，令他觉到了“貌似‘统一’了的‘中华民国’实是内部矛盾重重、脆弱得很、随时有分崩离析的可能”。看来，这世道仍有可能“变天”，自己的“复辟满清、重登帝位”或会有希望。

    因此，溥仪兴奋了、且迫不及待地蠢蠢欲动。只是，溥仪的兴奋持续不了多久；当他的目光回到现实时，不由得有点泄气而沮丧了。

    因为，此时溥仪身边毕竟仅有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陈曾寿等几名“旧臣”，且多已是古稀之年的耄耋老人了；除此，他既无兵马、又无财力。所以，“民国”虽是有隙可乘，但自己真想动手“复辟”，却不知道该从何入手？能依靠谁？可到哪儿去“重登帝位”？

    想到这些，溥仪不免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能徒叹奈何、甚是惆怅感伤。

    不过，“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二个月，溥仪的“胞弟”、时在“日本东京‘学习院’”就读的溥杰却从日本的鹿儿岛寄来一《信》。

    《信》中提及，时已回到日本了的吉冈让他转告，言“‘满洲’近期会有事发生”，并忠告“‘宣统皇帝’须多保重，‘复辟’不是没有希望”。

    得此《函》告，溥仪的心确是又被触动了；只是，他不明白“‘满洲’会发生什么事”？即使真有事，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因此，稀里糊涂地听了后，也就没怎么当会事。

    而“九·一八事变”前夕的七月二十九日，溥仪的另一位日本“友人”水野胜邦在郑孝胥和溥杰陪侍下、也到“静园”来拜访，并赠给溥仪一把题有“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诗句的扇子。

    “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范蠡辅助越王“复国、雪耻”的典故，溥仪当然知道，也明白水野胜邦的赠扇并引用此典故题诗的用意。

    不过，此时的溥仪倒是还有点理智；他明白，“复辟”两字可想而不可就，哪如嘴上说说的那么容易。自己虽有“复辟”之心，但而今的他实是无能、无力；现在谈“复辟”，几近于是痴人梦语。别说是，要如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自己绝然做不到；就算是咬着牙做到了，按着自己现在的景况，就是待上一辈子、也必是一事难成。所以，所谓的“复辟”，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想想而已，不可太当真。

    因此，溥仪阅过水野胜邦的题诗后、便把扇合起，只是淡然一笑、没道一语。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才使溥仪有所悟，原来吉冈告以的“‘满洲’近期会有事发生”暗示的是此事。

    然而，溥仪仍疑惑不解，此事与自己何关？“九·一八事变”的结果，无非是“东三省”的又一次易手罢了，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

    此时的溥仪根本想不到，日本人已在打他的主意了；因此，心中虽有“复辟”梦想，但总是觉得茫然。

    然而，十天后，溥仪忽然真的看到一线希望了。

    那是九月三十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派遣“通译官”吉田忠将溥仪请到位于日租界内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

    溥仪不知所为何事、心中茫然，但还是随同吉田忠前往了。

    到得“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方知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派人捎来了熙洽写给溥仪的一封《信》；因须当面转交，这才将溥仪招至。

    溥仪不明白熙洽如此神秘兮兮地给自己致《函》并派专人送达，所为何事？不知《信》上写了些什么？熙洽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既已送来了，不能不看；于是，溥仪带着好奇心展视来《函》。

    溥仪阅《信》后，才知熙洽已《宣布》“吉林独立”并与“‘日军’合作”了。

    同时，熙洽在《信》中明确告知：“‘关东军’已将‘奉军’驱走，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日本人’仗义，愿助我朝复辟；三千万‘子民’亟盼‘吾皇’回东北，主持‘复国’大计。今有东瀛相助，乃天佑我皇；当今之计，可先据‘满洲’，再图关内；不出数载，祖业必复。”

    熙洽所言，正是溥仪求之不得，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甚至于有点怀疑，“日本人”夺取东北后、真会送人？不过，熙洽是“爱新觉罗”氏的“宗亲”，不至于在与自己开玩笑吧？而若无依据，想必他不会如此信口雌黄？看来，得相信他。

    再说，溥仪此前就已受过日本人的帮助，对日本人有好感；所以，也宁愿相信熙洽所言是真。

    溥仪阅毕熙洽的《信》后，确是暗自欣喜了。心想“自己正忧心于‘无力、无能光复祖业’；若是‘日本人’真能给予协助，帮自己圆了‘复辟梦’，这真是苍天佑我了”。

    因此，溥仪本已渐感冷寂的心、又被激活了。

    溥仪回到“静园”后，即召集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告以熙洽的来《函》，并商议“是否要回‘满州’”？

    郑孝胥、罗振玉俩人极力赞同溥仪“回东北去”，认为“‘满州’是龙兴之地，要想‘光复帝业’只能先去东北”；何况，有“日本人”相助，“复辟”大业定能成功。

    然而，陈宝琛却表异议，他认为“‘日本人’贪得无厌，早就有图谋‘东三省’之心；现在，‘日本人’将‘东三省’攫到手了，岂会轻易予人？须防其中有诈。所以，不应仅凭熙洽的一纸《信函》就信以为真。而今的时局如此混沌、变化无常，凡事须谨慎而不可草率；即使要回‘满州’，也须派人先探知虚实，尔后方可成行”。

    陈宝琛毕竟是溥仪的“师傅”，所言也似在理；溥仪闻后，遂决定“暂缓回东北”。

    于是，溥仪遵“师”言；先派遣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秘赴东北，去会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探虚实。

    另外，又派“管家”佟济煦去联络尚在东北的“‘满清’遗老”，派曾是“翰林院侍讲”商衍瀛去游说时在东北的“将领”。

    接着，还派遣所聘的“皇室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回日本去、会见“日本陆相”南次郎和“日本黑龙会首领”、“大国民议会议长”头山满；并各附上了一封写在黄绢上的亲笔《御信》，言：“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溥仪如此绕着弯说了许多，归根到底就是欲“请俩人协助他成就‘复辟满清’”的大业。

    就这样，溥仪派人四出活动；自己则在天津静候佳音，并开始为“驾幸东北”做准备了。

    很快的，派出的人络绎反馈信息。

    刘骧业虽然没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有点令人失望；但却见到了板垣征四郎，证实了熙洽的《信函》及其所述确凿无疑。

    佟济煦则与尚在奉天的“‘满清’遗老”、时《任》“辽宁地方自治委员会委员长”袁金铠及已接《任》“奉天市市长”了的赵欣伯等人晤面，皆认为“复辟‘满清’，时机已至，不必迟疑”，并告以“日本‘关东军’已将沈阳恢复‘大清朝’的旧名‘奉天’了”、“‘奉天’一切完备，唯候乘舆临幸”。

    而远山猛雄的回音也令溥仪满意，南次郎与头山满都表示了“支持建立‘满州国’”。南次郎更是明白告知，已“派遣土肥原贤二赴天津‘迎驾’”。

    果然，十一月二日，受《命》秘赴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至“静园”、前来觐见溥仪了。

    土肥原贤二见到溥仪后，即明确表示：“‘关东军’的行动只是对付张学良，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所以，陛下应尽快回到‘祖宗’的发祥地‘满洲’，去亲自领导这个新国家，不要错过了这个大好时机；否则，定会追悔莫及。”

    土肥原贤二的话听上去甚是诚恳，溥仪也就表示了“感谢”。不过，此时的溥仪最关心的莫过于“自己能不能当上‘皇帝’？”

    因此，他对新建的“满州国”的性质、是“共和制”还是“帝制”？“自己还是‘皇帝’吗”？等问题，仍刨根问底地细询了。

    土肥原贤二知道溥仪心中还存疑惑，故有所问；于是，不厌其烦一一作答，故意显得十分坦诚地言：“‘满州国’仍采用‘帝制’，‘满州国’的‘皇帝’当然非陛下莫属。‘大日本帝国’将和‘陛下’的‘满州国’订立《攻守同盟》，‘满州国’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帝国’的全力保护，‘满州国’的一切都由‘陛下’自主。”

    土肥原贤二如此这番解释后，才令溥仪有所放心了；于是，决定了“回东北”。

    送走土肥原贤二后，溥仪更是加紧了“回东北”的准备。

    虽然，他的“旧臣们”对此仍有意见分歧；但是，急于“重登‘帝位’”的溥仪却已是铁定心了。在他觉得，而今“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绝不可错失良机”。

    所以，不管是谁再劝他“慎思、缓行”，都难再入耳。

    这一夜，溥仪兴奋得难以入睡；最后，迷迷糊糊地又梦见自己登上了“帝位”；只是，他觉得这次不再是做梦，而是见到了即将到来的这一天。

    且说，土肥原贤二没费多少口舌就将溥仪游说成功，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会如此的顺利；看来，这“当‘皇帝’”的诱饵实在是太管用了。

    土肥原贤二与溥仪会晤后，即打算“尽快让溥仪离开天津；然后，转道旅顺去往奉天”。

    然而，土肥原贤二此时却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让溥仪安然地离开天津、却又不被察觉而受阻”？

    因为，溥仪毕竟是“曾当过‘皇帝’、身份特殊、引人注目；虽是‘逊位’了，但他的起居行止仍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可以想见，‘中国政府’是绝不允许溥仪离开天津、去往东北，与‘日本人’纠合的”。

    也正因此，土肥原贤二此次肩负使命前来天津，也只能在悄无声息中秘密进行、而不敢招摇过市；否则，让“中国政府”察觉了，必会加以阻止。

    而此时的天津，仍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下；虽然，溥仪现居在天津的日租界内，“中国政府”无法直接对其实施管控。然而，天津城外有“东北军第二军”驻屯，天津日租界四周的华界内也有“天津保安队”巡防，兵力远多于日本在天津日租界内的“驻屯军”；所以，若是走漏了风声，溥仪定难从天津走脱。而若是迟滞不决，恐又会夜长梦多、日久生变。

    如此，确是使土肥原贤二感到为难了。

    土肥原贤二为此苦思再三，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在天津再制造一些事件，以便浑水摸鱼；届时，或能趁乱将溥仪转移出天津”。

    土肥原贤二主意定后，即付诸行动。

    时有曾是张宗昌的“部将”、“奉军第九军军长”李际春，因“奉军”败退关外后张宗昌失势，没了靠山的他只得亡命在天津日租界内蛰居，现靠“贩运晋煤”谋生。

    土肥原贤二觉得此人可用，遂设法与他接近、并鼓动其“重新拉起队伍”。为此，土肥原贤二还给予李际春金钱、枪械资助。

    李际春见有“日本人”撑腰、助他东山再起，正求之不得；于是，按土肥原贤二的授意，着手在天津组建一支所谓的“便衣队”。

    接着，土肥原贤二又用重金收买了“平、津”一带的“青红帮大头目”张壁，要他与李际春联手在天津闹事。张壁是有奶便是娘，收了土肥原贤二的钱后、当然也没二话。

    于是，俩人招募了袁文会、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王恩贵、殷凤鸣、牛占元等一大批天津的“地痞流氓”，很快组建成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所谓“便衣队”。

    土肥原贤二《任命》李际春为“总司令”、张壁为“副总司令”，“总司令部”则设在天津日租界内的“万国公寓”中。

    至此，一切已准备就绪，土肥原贤二打算在天津滋事了。

    而为了促使溥仪能铁下心跟自己走，土肥原贤二又《指使》溥仪的“近侍”、实是“日本间谍”的祁继忠不时地给溥仪制造些恐慌，以令溥仪“不敢再滞留在天津”。

    果然，溥仪接连几天接到来路不明的恐吓《电话》，祁继忠还将“藏有子弹的花蓝、故意摆上溥仪的案头”；如此，顿时令溥仪惶恐不安、而急于想离开天津了。

    就这样，一切都在按土肥原贤二的安排顺利进行。

    土肥原贤二见时机已成熟，遂《授意》李际春、张壁“在天津闹事了”。

    十一月八日，李际春、张壁俩人率“便衣队”，打出要求“华北自治”的旗子，由日租界出发，向华界的天津市政府“请愿”。

    一路上，“便衣队”打砸商铺、殴伤路人；后来，“便衣队”甚至于欲冲入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天津警察局等机构；如此，原来的所谓“请愿”即演变成了暴乱，局势顿时失控，天津城内陷入一片混乱。

    就这样，由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的史称“天津事件”导成了。

    张学良的“胞弟”、时《任》“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张学铭见局势失控，赶紧派遣“天津保安队总队长”李雨霖及有“四大金刚”之称的解方、黄冠南、贾陶、孙铭九等“教官”，率“天津保安队”加以制止。

    然而，李际春的“便衣队”是蓄意闹事且有备而来、甚至于随身都带有手枪；因此，“天津保安队”欲行制止时，遭到了“便衣队”的反击；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械斗并开枪火拼；而许多无辜“市民”却因此遭殃，使人心更是慌乱了，“市民”纷纷逃离天津避难。

    “天津事件”引发后，土肥原贤二即浑水摸鱼，将“挟持溥仪离开天津”的《计划》付诸实施。

    先是，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以“维持秩序”为由下《令》在日租界内实行“戒严”；并以“保护溥仪的安全”之名，派遣“日本宪兵队”将“静园”与外界隔绝；从而，将溥仪控制了。

    十一月十日晚，按照土肥原贤二的精心安排，溥仪在其“近侍”祁继忠“陪护”下潜出“静园”，与郑孝胥等人一起，趁乱混出城外、离开天津。

    然后，又在“日本军官”吉田忠及真方勋等人的引导下，登上早已准备、停泊在白河岸边英租界码头的日轮“比治山丸”号小汽船，连夜逃往营口；尔后，又被转移到已受日本管控的旅顺。

    待等“天津保安队”将李际春的“便衣队”镇住、迫使其退回日租界时，土肥原贤二“挟持溥仪离开天津”的《计划》已是得逞。

    至此，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的“天津事件”成功了。虽说，李际春的“便衣队”被“天津保安队”镇住了，但土肥原贤二为“挟持溥仪离开天津”的目的已经达到。

    溥仪被土肥原贤二挟持到旅顺后、住进“大和旅馆”，并受到了“关东厅警务局”的严密保护。

    由于，溥仪毕竟是前“满清王朝”的“逊帝”，其行踪颇受世人关注；因此，日本政府由“关东厅警务局”出面，特意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谈话：“日前天津发生暴动，住在天津的前清‘宣统帝’溥仪恐危及自身，于十日离开天津，十三日登陆营口，请求保护。如拒绝其请求，则难以保证其人身不遭受威胁；因而，我方出于人道的立场，接受其请求，将其安置于安全地点，予以保护。”

    如此，溥仪是“恐危及自身”而“请求保护”，日本是“出于人道”而“予以保护”，可谓是“周谕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而，日本政府就可以将溥仪控在手心中了，且冠冕堂皇、无可指责。

    然因，溥仪匆匆离开天津时却将他的“皇后”婉容遗下了，致使心中郁闷。

    因此，土肥原贤二又派“华裔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赴天津，设法将婉容转移到大连，随同婉容离开天津的还有她的“胞兄”郭布罗·润良。

    然而，婉容到大连后，“日本人”只让她在旅顺的“大和旅馆”与溥仪见了一面，就又被“送”返大连了。

    如此，这对前清“帝”、“后”被分居两地、成了牛郎织女，其心中的酸楚可想而知；因而，婉容整日咽声不断、以泪洗面，溥仪也怨言不绝、满腹牢sao。

    自此，溥仪开始怀疑日本人的诚意了，甚至于有点悔恨自己上了土肥原贤二的当，并埋怨郑孝胥等人欺哄了他，以致自己落到如此地步。

    土肥原贤二见溥仪整日郁郁寡欢，揣知定是由于不能与婉容相聚之故；唯恐溥仪因此而不愿“合作”了，则会不利于他们精心筹划的大业。

    因此，这才将溥仪从“大和旅馆”转移到了旅顺的“肃亲王府”，并让其“‘夫妻’团聚”了；如此，这对前清“帝”、“后”才又舒心了；溥仪也遂“愿复与‘日本人’合作”，又做他的“复辟”梦了。

    按说，“关东军”将溥仪挟持到旅顺后，组建伪“满洲国”的最大筹码已是到手了。

    然因，当时辽西与黑龙江等地仍有“中国军队”驻守，“关东军”尚未将“东三省”完全侵占；所以，欲建“满洲国”尚非其时；因此，板垣征四郎没有急于要溥仪去沈阳，而是将他搁在旅顺待用。

    虽然，建“满洲国”尚非其时，但为“扶植‘傀儡政府’的造势”却已开始。

    十一月十日，就在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后第二天，“关东军”在奉天设立了所谓的“自治指导部”，且特意“请”出了曾是张作霖的“外交顾问”、原“东省保安司令部参议”、早已抱病隐退了的于冲汉出《任》“自治指导部部长”。

    尔后，又吸引了一些“‘满铁’社员”、“‘满洲青年联盟’盟员”作为“自治指导员”；接着，还陆续在各县拼凑了一些伪“自卫团”，以实施所谓的“地方自治”。

    从而，大造“‘满洲’自治”之势，为进一步组建所谓的“满洲国”铺垫。

    然而，这种所谓的“自治”实是“挂羊头，卖狗rou”。

    “关东军”为能指导“自治”，“请”于冲汉出《任》“自治指导部部长”同时，却为他配备了中野虎逸、中西敏宪等两名“日本人顾问”，下属的各部门负责人也多由“日本人”担任。

    而所谓的“满洲青年联盟”，实际上也是由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的“朋友”小泽开作及山口重次等“日本人”筹建的，其《宗旨》就是欲“以‘民族协和’之名建所谓的‘满洲国’”。然因，其名称前贯有“满”字、且标榜“自治”，确是能障人耳目混淆视听。

    就这样，日本非但将溥仪搞到手，并在“东三省”各地大造“‘满洲’自治”之势，其欲在“东三省”扶植的所谓“满州国”的“傀儡政府”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