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国联李顿调查团 上海一二八事变
【史要】蒋介石组“复兴社”；“国联”组建“李顿调查团”；“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事件”、“一· 二八事变”…… 却说，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即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声明：“余此次完全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当局，绝不担任何种职务。”以示自己的忧国忧民、高风亮节、坦荡无私。 时已回到太原了的阎锡山见蒋介石如此快的就东山再起了，觉到蒋介石的实力仍存、声威不减，自己不可再与其争锋了。 于是，赶紧将受《命》于蒋介石、而在太原“一二·一八惨案”后被其逮捕了的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苏寿余及韩克温、胡伯岳、李江等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后释放了，以向蒋介石示好。 果然，蒋介石因是重新“出山”后不久、尚须笼络人心，且见阎锡山已主动示好；因此，非但没再与他计较，却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如此，阎锡山与蒋介石算是也损弃前嫌、言归于好了；且自此，阎锡山如愿以偿、终于又可正言顺地当他的“山西王”了。 其实，复出后的蒋介石最关心的仍是江西的“剿共”。 恰此时，豫南的“商潢战役”刚于一月十九日打响；因此，蒋介石抵宁后即在南京的励志社召集汪精卫、林森、孙科、何应钦、宋子文、陈友仁、张继、朱培德、陈铭枢等人，以开“谈话会”形式听取了有关“剿共”的军事形势《报告》，而对已被“日军”占据了的“东三省”及日趋紧张的上海情势却置于脑后、漠不关心。 而此时，日本“浪人”已在沪伺机滋事，“日军”则更是以“保护‘日侨’”之名、开始增派日本“海军陆战队”入沪，上海的情势也已是一触即发。 为此，时《任》“外交部长”陈友仁再次提出了“须‘对日绝交’”，以能“御外侮、慰民心”。 然而，蒋介石仍主张“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对陈友仁的“对日绝交”主张表示否定，认为这是“只图一时之快，不顾国家永久利害”，断不可行。 蒋介石对日如此畏惧而不敢“绝交”，令陈友仁难以接受。 于是，一月二十四日，陈友仁向仍是“行政院长”孙科口头提出“辞职”；然后，愤而离开南京、去往上海了。 陈友仁抵沪后，公开发表谈话，直言不讳地指斥：“蒋介石对‘东三省’事件，一贯主张‘不抵抗’政策；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陈友仁离去后，孙科也于一月二十五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提交了《辞呈》；按“上海会谈”时的约定，请辞“行政院长”之职。 同时，一直不视事的“立法院长”张继也提交了《辞呈》。 孙科与张继提交《辞呈》后，蒋介石即于一月二十八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会上，作出《决议》：“一、‘行政院长’孙科请辞照准，《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请辞照准，《任命》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撤销陈友仁的‘外交部长’之职，《任命》罗文干为‘外交部长’。” 就这样，“孙科‘内阁’”《宣誓》“就职”上台不到一个月，就在严重的危机中黯然谢幕了。孙科的下台，倒是让汪精卫趁机出《任》“阁揆”，可谓是如愿以偿了。 而蒋介石在奉化老家中蛰居了仅一个多月，就又东山再起了；蒋介石的复出之快，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 且这次复出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比先前更稳固了，似乎已是无人可替代；真可谓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蒋介石为之窃喜。 蒋介石复出后，基于他在奉化溪口老家反省所得，觉得眼下国民党内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及对自己的忠诚度都存在问题：因此，认为有必要在国民党的党机器之外，另建一支更能忠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力量，以利于自己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控制。 恰此时，一批“黄埔弟子”酝酿成立了一个名为“力行社”、由滕杰《任》“社长”的秘密政治团体。 由于，“力行社”以“拥护蒋介石”为宗旨，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正是蒋介石所需；于是，蒋介石给予了竭力支持，“力行社”很快由原来的六十人发展成了三百多人。 尔后，蒋介石又授意其“心腹”、被称为“十三太保”的“黄埔门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酆悌、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人，在“力行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并由蒋介石自《任》“社长”。 且因，“复兴社”干部模仿意大利的“黑衫军”和纳粹德国的“褐衫军”，均着装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 “复兴社”的活动主要是对日刺探敌情，对党内“异己”与“地方派系”进行监视与分化，对社会民主进步人士与中＊共＊地下组织实施破坏与镇压。 蒋介石有了这支由其“黄埔嫡系‘十三太保’”为骨干、似同于其“蒋家王朝”之“御林军”的秘密组织后，更令人望而生畏、而利于他的寡头政治了。 且说，蒋介石与汪精卫返回南京“复出”之时，“国联调查团”终于也于一月二十一日在法国正式成立了。 “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五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美国代表”是曾《任》“菲律宾总督”的麦考益“将军”，“法国代表”是曾《任》“法属西非军司令”的亨利·克劳德“将军”，“德国代表”是曾《任》“德属东非总督”的恩利克·希尼“博士”，“意大利代表”是曾《任》“意驻南美各国公使”的马柯迪“伯爵”，“国联秘书处股长”哈斯则为“调查团秘书长”。 中国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作为“中国顾问”、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任委员”于能模以“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身份，也都参与了“李顿调查团”工作；而日本则派遣曾是“驻沈阳总领事”、时《任》“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也参与了“调查”；如此阵势，倒确是壮观。 虽说，“李顿调查团”组成了；然因，“李顿调查团”尚远在欧洲，拟从法国的勒哈弗尔港出发，走海路经伦敦、华盛顿等地，绕道半个地球后、才能抵达中国，可谓是路远迢迢、遥遥无期；因此，对于已在遭受“日军”蹂躏的中国而言，仍是远水近火、难解燃眉之急。 果然，“国联”组建“李顿调查团”后，“日军”非但没有收敛，却反而又欲在中国的上海滋事了。 其实，“日军”早就觊觎上海；只是，中国的“北洋政府”倒台、“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日本多少有点忌惮而不敢妄为。 然而，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并轻易得手后，觉到“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从而，“日军”原有的顾忌消了，也就更是放胆。 因此，中国的“东三省”尚未完全夺占，“日军”就又将魔爪伸向上海了。 不过，“日军”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欲在上海滋事；另一个主要原因，乃是为了转移世人的注意力，以便其在中国的“东三省”扶植傀儡政府、组建所谓的“满洲国”。 其实，早在“国联”作出“要求‘日军’从‘东三省’撤军”的《决议》之时，“日本政府”已多少感到了一些压力。 因而，时《任》“日本贵族院副议长”的近卫文麿也在其所谓的“十一人俱乐部”中提出了“应在上海制造些事件，以转移‘国联’对中国‘东三省’的关注”。 “十一人俱乐部”是一个围绕在日本裕仁“天皇”周围的“文官集团”，由近卫文麿、木户幸一、牧野显声、原田熊雄等“天皇”的“亲信”组成，该组织对于日本“军、政、外交”的政策走向、起着引导和左右的作用。 而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也有同感，欲“设法转移外界对‘东三省’事态的关注”；且近卫文麿是“天皇”的“近臣”，其观点隐含“天皇”的意旨，也就令板垣征四郎觉得可放胆而为；因而，板垣征四郎与近卫文麿等人的观点、可谓是不谋而合。 于是，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板垣征四郎就将日本的“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召至沈阳；要他“在上海也挑起事端”，以“配合‘关东军’在‘东三省’的行动”。 田中隆吉回到上海后，则将任务交给了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 然因，一时没有适当的因由滋事；且不久，川岛芳子又被土肥原贤二招去忙于“将婉容转移出天津”之事了，这才将此事暂搁。 川岛芳子原名爱新觉罗·显玗，是“满清权贵‘肃亲王’”善耆之女，排行第十四，汉名则叫金壁辉。 “辛亥革命”后，“满清王朝”被推翻，善耆如丧家之犬、流离失所了。于是，善耆将年仅六岁的金壁辉过继给了与其私交甚厚、且膝下无子、时《任》“日本公使馆驻华外交官”川岛浪速；因此，金壁辉更名为了“川岛芳子”。 尔后，川岛芳子随其“养父”川岛浪速去了日本；从此，接受了纯粹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且由于，川岛浪速早年就是日本驻华“间谍”；归国后，其家也就成了日本“右翼人士”聚会的“沙龙”。 川岛芳子从小在此种环境下受熏陶，潜移默化中造就了她畸形的性格与人生价值观。而其“生父”“肃亲王”一心想借助日本之力、以图谋复辟“满清”，在她幼小心灵中打下的烙印也始终难忘。 因此，川岛芳子自幼就埋下了“反华”、“仇汉”的种子。成年后的川岛芳子因了其“养父”川岛浪速与“关东军”的不一般关系，被日本“军方”招募，遂成了一名日本“间谍”。 尔后，“日军”利用其原有的“满清”血统与“华人”身份，将她派往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川岛芳子将婉容转移出天津、首战告捷后，这才回过头来欲在上海再大显身手。且此时，“日军”已轻取了锦州，建“满洲国”之事已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在上海滋事、以“转移世人注意力”已刻不容缓。 为在上海滋事，川岛芳子着实绞尽脑汁地费了不少心思。 且此时，有日本佛教界“日莲宗”教派的“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等人正在上海各地化缘；于是，川岛芳子就在这些“僧侣”身上打主意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这五名日本“僧侣”到上海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化缘。由于，日本“僧侣”敲打的木鱼声甚是烦人，遂遭到了守护该厂的“工人纠察队员”驱逐，双方因而发生冲突。 日本“僧侣”毕竟只有五人，岂是人多势众的“纠察队”的对手？于是，日本“僧侣”被逐逃离而去。 谁知，五名日本“僧侣”逃至距三友实业社不远处的赵家宅附近时，突然遭到受雇于川岛芳子、早已候在该地的一群打手莫明其妙的痛殴；结果，日本“僧侣”水上秀雄被殴致死，余皆轻重不等的因殴致伤。 如此，由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密谋、策划的“日僧事件”制造成功了。 “日僧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则又在“日侨”中散布谣言，诬陷“是‘三友实业社’的中国工人打死了日本‘僧侣’”，以激怒在沪“日侨”。 果然，上海的“日侨”闻知后都被激怒了。 于是，数千名“日侨”聚集到上海文监师路的“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门前，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惩办凶手”。 接着，田中隆吉又授意日本“宪兵”重藤千春率领六十多名时在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于一月二十日深夜，偷袭并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毛巾厂”。 于是，“三友实业社”的厂房及储存在厂内的产品、原料都付之一炬。而当“三友实业社”及闻讯而至的“上海工部局巡警”组织救火时，却遭到了日本人的阻挠；更有甚者，“中、日”双方冲突中，竟有一名“华人巡警”被砍死，另有两名“华人”被砍伤；如此，遂又酿成了一起“三友实业社事件”。 “日僧事件”与“三友实业社事件”相继发生后，顿时使上海这个整日沉浸在纸醉金迷中的十里洋场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而难再平静了。 翌日，时《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即向“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抗议”，提出了“要‘中国政府’就‘日僧事件’进行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等四项要求，但却只字不提由日本“宪兵”重藤千春等人制造的“三友实业社事件”。 由于，“日僧事件”的真相不明、元凶未获，难以查究不宜处理。 且又因，中国人在“三友实业社事件”中的死伤人数不少于“日僧事件”中的“日僧”死伤数；如此，即使“日僧事件”之责确在“中方”，较之“三友实业社事件”，也只能算是“半斤对八两”而不必“论损、益”了。 因此，对于“日方”的“抗议”，吴铁城没予理会。 然而，“日方”却不肯作罢、仍步步进逼。 第二天，“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则以“保护日侨”为由，向上海调派了四艘驱逐舰，并发表《声明》进行恫吓：“中国政府如不作出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手段。” 如此，上海的形势骤变、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吴铁城见“日军”向上海增兵、情势吃紧了，赶紧向“南京中央政府”《报告》、以求定夺。 蒋介石接到吴铁城的告急《电报》后，心烦意乱了。想不到自己“复出”后刚返抵南京，屁股还没坐热、竟然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事；几同如捅破了天，如何补救？ 本来，蒋介石也想置之不理。 然而，这两起事件已将“中、日”双方的民愤都激怒了；“日本人”咄咄逼人，“国人”也义愤填膺，看来不得不顾；否则，局势或会进一步激化而失控。 因此，蒋介石只得召集汪精卫、孙科、何应钦等人商议对策。 此时的蒋介石仍不想与“日本政府”撕破脸，只望能大事化小地息事宁人、以期控制住局势。再说，“国联”的“李顿调查团”已经组成，即将启程来华；所以，仍寄望于“国联”。而对于眼前的乱局，决定“尽量控制住自己一方，对‘日方’仍再作‘忍让’”，以免事态扩大、局势恶化。 于是，蒋介石又隔空喊了一通“先行安内，方可攘外”，欲“以此使‘国人’已激愤了的情绪有所缓息”。 且考虑到“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恐难抑愤而对日抵抗”，蒋介石赶紧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赴沪劝说“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避免与日军冲突”。 同时，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以“换防”之名《命令》“第十九路军”驻在上海的区寿年的“第七十八师”于“五日内撤离上海”，以免“其与‘日军’擦枪走火而使事态恶化、难以收拾”。并决定“‘第十九路军’撤离后，由‘宪兵第十六团’接防”。 可是，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地作此安排时；“日本内阁”却于一月二十五日也召开了“军部”与“外务省”的“联席会议”，决定“向上海增兵”，为“侵占上海”做准备了。 于是，“日本军部”又增派了“大井”号等数艘巡洋舰及大批“海军陆战队”抵沪。 至一月二十六日，“日军”在上海的兵力由原来的七百余人骤增至六千五百人，驶抵的军舰十艘，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战的架势。 第二天，村井苍松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一月二十八日十八时前作出满意‘答复’，到时即采取自由行动。” 如此，上海的局势已是十分严峻、一触即发了。 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于二十八日再次紧急“会议”，决定“授权吴铁城‘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四项条件’”，以“避免与‘日军’开战”。 于是，当日下午十六时、赶在“限时”前，吴铁城即按“南京中央政府”的授意、“答复”了日方。 蒋介石原以为，授权吴铁城给予“答复”后；“日方”获取了想要的一切，该可以避免战争了。 但谁知，“日方”得到“答复”后，虽不能再盯着“日僧事件”继续做文章了；但却仍不肯罢休，又得寸进尺地提出“要‘中国军队’撤出闸北”。 其实，日本制造“日僧事件”及发出《最后通牒》，都只不过是为“挑起战争”找借口；“日方”要的何止是《最后通牒》中所提的四项，真正的意图实是“为了‘侵占上海’”。 因此，虽是得到了吴铁城的“答复”，但仍不罢休。而且，未待“中国政府”再作“答复”，“日军”就抢先动手了。 一月二十八日子夜，已进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二千三百人在坦克的掩护下，从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日军”防区出发，沿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西向，对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突然袭击。 同时，“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下《令》游弋在吴淞口外和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向上海城内炮轰，以给已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了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予配合。 “日军海军陆战队”在舰炮的支援下，开始进攻甚是顺利，并一举攻占了上海火车北站。 如此，尚未撤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被迫奋起抵抗了。 而曾是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顶头上司、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倒是也不赞成“对日妥协”；因而，暗中支持“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有了陈铭枢的暗中支持，蒋光鼐和蔡廷锴无所顾忌了，遂下《令》“‘第十九路军’全力抵抗”。 因而，当“日军”攻至天通庵车站时，却遭到“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与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的联手抵抗。 就这样，由“日军”挑起的、史称“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了；且因，这天是一月二十八日，故又称“一·二八事变”或“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令刚复出的蒋介石坐卧不安了。 此日，“南京国民政府”刚改组重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蒋介石的“亲信”也都返回南京复职了。 于是，蒋介石连夜召集汪精卫、林森、宋子文、孙科、何应钦、陈铭枢、朱培德、居正、邵力子、孔祥熙、罗文干等“政要”紧急会议，商议“应对之策”。 由于，“第十九路军”已与“日军”交火，“中、日”之间的战争已是不可避免；因此，“政要”们倒是不敢再掉以轻心了。 会上，冯玉祥慷慨陈词：“沪事初起，吾隐忍已极；对所提条件已一一应诺，而日人仍用兵，得寸进尺，辱我太甚。捍卫国土，保护人民，军人之天职也。” 然而，蒋介石召集大家商议，并不是为了与“日军”开战；而“国民党军”的主力大多被调派去“剿共”了，此时仍都留驻在“湘、鄂、赣”等地。且由于，此前的暂停“围剿”乃是因“九·一八事变”的突发而不得已，一俟与日本的纠纷缓解，蒋介石还是要对“中＊共＊苏区”继续“围剿”；所以，即使到了如此火烧眉毛之时，蒋介石却仍不想完全放弃“剿共”而将驻于“湘、鄂、赣”等地的“国民党军”主力回调去、对付“日军”。 因此，蒋介石与冯玉祥的意见实是相左，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而“政要”们多是看蒋介石眼色行事，他们见蒋介石对于“抗战”的态度仍甚是暧昧，也就都缄默不语。 且由于，此时的冯玉祥手中已无兵无卒，不免自感力不从心而遗憾；且见无人应和，冯玉祥深感无奈，遂不复再言。 如此，“政要”们商议了多时，直至十九日破晓了，仍没能有一个可行的对策。 好在，“第十九路军”毕竟是支久经疆场的劲旅，而蔡廷锴的“外甥”区寿年可谓是善战之将，且“将士”们面对“日军”的侵犯个个义愤填膺；因此，在区寿年的指挥下，“‘第十九路军’将士”经浴血奋战后、硬是把气焰十分嚣张的“日军”抵住了。 战至二十九日晨，区寿年部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最后，甚至于将上海火车北站也夺回了。 本来，“日军”因在“东三省”轻易得手，早就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但谁知，却在上海碰到了硬骨头而难以得手。 因此，“日军”只得暂时停战，打算调兵增援后再组织进攻。 如此，战鼓暂息，才让尚未作出应对之策的“南京国民政府”缓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