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过雪山红军会师 再寻衅张北事件
【史要】“红军”翻越夹金山，“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两河口会议”；“张北事件”，《何梅协 定》、《秦土协定》…… 却说，“中央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定城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 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的形势，决定“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不去康定；而向北翻越夹金山，到懋功去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同时，决定“派‘军委二纵队政委’****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且由于，长征以来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又由****转道上海后去莫斯科，以汇报“‘红军’近况”并取得联系。 于是，****则从天全、芦山一带出发，经成都、重庆到达上海；后来，又去了莫斯科。 六月二日，“中央红军”则兵分三路，向芦山、天全挺进。 以“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为“右纵队”，取道胡庄街、牛屎坡、石坪、小河场向芦山前进；以“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与“红一军团”的“红五团”为“中央纵队”，取道化林坪、大林头、水子地向天全前进；以“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赴天全。 六月三日，“中央红军”各“纵队”从泸定北上，爬过了二郎山的一座名叫“甘竹”的山峰；战士无意欣赏沿途的秀丽风光，只是埋头赶路。 六月七日，“中央红军左路军红九军团”的先头部队两个营在“红三军团”的策应下，攻占了天全。 六月八日，“中央红军右路军红一军团”也在始阳坝击溃“川军第六旅”的一个团，进取了芦山。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师。 由于，“中央红军”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要翻越一座高达四千五百多米的名叫“夹金山”的大雪山；蒋＊介＊石以为“‘红军’无法翻越夹金山，‘中央红军’就不能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于是，蒋＊介＊石决定“分而歼之”。 六月五日，蒋＊介＊石在成都召集高级将领开会，重新部署“围堵”计划；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雅安地区，将‘红四方面军’围歼于川西北地区”。 于是，蒋＊介＊石《命令》“薛岳的‘追剿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由西昌北进；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师’进至冕宁，杨森的‘川军第二十军’集结于雅安”。 同时，原驻天全的“川军”一个旅也调往荥经，奉《命》加强芦山防御的邓锡侯的“川军第二十八军”也正在开拔途中。 根据此一敌情变化，“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迅速作出新的部署；并于六月八日，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 《指示》中明确指出：“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现敌杨森取守势，薛岳、邓锡侯到达需时。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于是，“中央红军”又从雅安的天全、芦山出发，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宝兴防线；经宝兴的盐井坪、崔店子，进到夹金山脚下的大跷碛地区，准备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位于宝兴县西北，翻过山就是懋功。 这座海拨四千五百多米的高山是“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大山，重峦叠嶂、危岩耸立、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当地人称其为“神仙山”，谓“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可见登攀之难。 毛＊泽＊东果断作出了“‘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决策，这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于是，“中革军委”将“翻越夹金山”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军团长”，并限于“六月十二日赶到懋功”。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接受任务后，即《命》“红二师师长”陈光率领该师的“红四团”作为“先遣队”先行；随后，大部队跟进。 六月十二日上午九点，作为“先遣队”的“红四团”战士率先翻越夹金山。 “红四团”战士手拉着手，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远远望去，犹如一条曲折蜿蜒的长龙在雪地上盘桓前进。时值仲夏，夹金山上却是终年积雪，时而风卷雪花、漫天飞舞；战士们衣衫单薄，冻得“嗦嗦”直发抖，只能啃几口捎带的红辣椒御寒。 沿途随处可见，疲惫的战士路边歇息时、却被冰僵得再也起不来；不时的还有人或滑落冰崖、摔入百丈雪涧，或陷入深不见底的雪坑，而葬身其中、捐躯献身。 然而，这一切都难不倒“红四团”战士们；他们凭着一股毅力，硬是咬紧牙关抵住了严寒、一步一喘地往山顶挪进；最后，终于登上了四千五百米的主峰。 过了峰顶，下山就容易多了，战士们基本上是滑行下山。 就这样，终于在六月十二日当天，“先遣队”“红四团”的全体战士翻越了夹金山、抵达懋功的达维。 此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已派李先念率部强渡嘉陵江；经过近一个月作战，歼灭“国民党军”十二个团一万多人，攻克了青川、平武等地；并抢占了战略要地摩天岭后，又攻克了红桥山；现在，已进占懋功、达维。 于是，“红军”胜利会师；如亲朋相见，欢庆鼓舞、喜不可言。 尔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率领下也顺利翻过了夹金山，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师”会师。 六月十五日，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又在懋功迎接“中央红军”；当晚，即在懋功的一座天主教堂内举行了“两军会师联欢会”。 联欢会由周＊思＊来主持，毛＊泽＊东和朱德相继在会上讲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我们‘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红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防止‘朱、毛’西窜之声，早已传之数年；今‘朱、毛’毕竟西窜，而达其预定之目的矣。在‘朱、毛’西窜当中，行营三令五申，严防‘朱、毛’与徐向前会合，声犹在耳，墨尚未干，而‘朱、毛’毕竟与徐向前、张国焘会合矣。然而全川之六路大军，不能拒堵徐向前之南窜，中央与各省数十万劲旅，不能截拒‘朱、毛’之西奔。中央虽有河山之险隔，给养之困难，病疫之交侵，霜雪之严冷，均不足以摄其胆，而刺激其改变初衷。两大洪流，竟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在懋功之达维合拢。查****《电令》，一再言曰，须收聚歼之效，今使之聚矣，何以不歼。然在分窜之中，各不尚不能击破，今既会台，则已蔓不歼，尚可聚歼之大言不惭哉。”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新的情况，改变了原“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明确提出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中央在来《电》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红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中央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中央认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到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地区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中央的这个《方针》，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主张是一致的。 因为，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仍不甘心；他判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外乎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 因而，已以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布于松潘至于武一线，扼阻“红军”北进；以“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九十余团，固守江油、汶川、灌县一线；以“川军”杨森、邓锡侯部五十余团布于名山、芦山、雅安、荥经一线，防阻“红军”东出；以刘文辉、薛岳等部尾追“红军”，并策应岷江东岸；以马步芳部布防于青、甘边，防堵“红军”西出青海。可见，情势仍很窘迫。 又因为，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且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建立革命根据地很不容易。 据此，徐向前与李先念交换意见，对“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进行探讨，一致认为“还是实行‘川、陕、甘’《计划》比较好”。而今，与“中央红军”会合后，更觉得：“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打通与‘通、南、巴’的游击区联系；再图发展，是为上策。” 因此，徐向前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展开；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 可见，徐向前与中央的决策不谋而合。何况，“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军的总兵力已达八万，亦有向北发展的能力和需要。 然而，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因没有与驻在理县的徐向前商量；却于六月十七日《复电》中央，表面上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却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红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从茂县、理县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同时，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 六月十八日，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红一、四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六月二十日，中央再《电》张国焘，强调：“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力争‘红军’主力出东北，实现‘川、陕、甘’《计划》；如绝无办法，暂时只好向川西南发展。”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以统一战略思想；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于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召开会议、即史称“两河口会议”，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十六人出席会议。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报告，着重阐述了“关于战略方针”、“关于行动方针”、“关于战略指挥”等三个问题。 特别是“关于战略方针”，周＊恩＊来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红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红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二是，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八个地区人口只有二十万，且藏民占多数。三是，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周＊恩＊来《报告》后，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认为：“由于胡宗南部有二十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而我们去甘南是立足不稳的，还会要移动地区、会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个团，才能立稳脚根。” 然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人一致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方针》”。 同时，认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了“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于“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在《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决定》。 于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一、四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成立了“红军总政治部”；并于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 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且说，“红一、四方面军”在橘功会师之时，日本人又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北挑起了事件。 原来，《塘沽协议》签订后，原在热河的“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遵化；“日军”欲行攻剿，但遵化是《塘沽协议》》划定的“停战区”，“日军”的行动受到了约束。 因此，“日军”就不满足于《塘沽协议》；欲将其废弃，以便进一步将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一口一口地“蚕食”吞噬。 于是，日本人又挖空心思地刻意制造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亲日分子、“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杀；第二天，“天津《振报》社长”兼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又相继在日租界寓所内被暗杀。 于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即与“关东军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峨诚也、“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商议，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向华北扩张”。 于是，一个为“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制造的一系列事件即“华北事件”就在暗中筹划与实施中了。 五月十七日，高桥坦发表公开谈话，称：“两报言论皆反对国民党，故白、胡之死，皆系‘国民党蓝衣社’所为。” 五月二十日，高桥坦又致《函》何应钦称：“中方庇护孙部进入停战区，应追究责任；‘关东军’为追击孙部，将进入该区作战。” 于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则公然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日军”飞机也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上空盘旋；“日军”官兵还辱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谔等人，甚或在省、市政府门前随地便溺、肆行挑衅；迫使于学忠于五月二十五日“离开天津，去往保定”，以避其锋芒。 五月二十九日，酒井隆、高桥坦会见了何应钦，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并从东北调集“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 虽然，何应钦知道这是寻衅，但不与争执。 此时，酒井隆、高桥坦提出了更蛮横的要求：“先将于学忠他调，‘天津公安局长’李俊襄免职，‘政训处长’曾扩情、‘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及‘团副’丁昌他调；‘河北省党部’停止活动，‘蓝衣社’应予取谛。” 何应钦无奈，禀承蒋＊介＊石“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决不轻启战端”的宗旨，只好答允：“中方历来之方针，努力取缔排日分子，决不扩大事态；于学忠免职等事项，已逐次办理；望日方相信我方诚意，请勿扩大事态。” 六月三日，“河北省政府”改组，由“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省主席”；天津改为“特别市”，由王克敏《任》“市长”，商震《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于学忠、张廷谔、蒋孝先、曾扩情等免职南下，“宪兵第三团”调离平津。 六月七日，“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见“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表示“希望尽速解决华北问题”。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五月三十日，四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高科”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察哈尔的张北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 然而，正欲“‘蚕食’华北而寻衅滋事”的日本岂肯善罢甘休，错过了这起所谓的“张北事件”？ 于是，六月七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驻华首席武官”矶谷廉介、“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关东军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等举行会议，认为：“华北排日问题决非‘更三官吏’所能解决。” 决定“由‘华北军部’向‘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六月九日，酒井隆代表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二、‘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三、‘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出河北；四、禁止全国排日行为。”并以《备忘录》的方式交予何应钦，称“第一、二、三项均系决定之件，绝无让步可言”，限中方于“六月十二日午前答复”。 六月十日，何应钦立即《电》告蒋＊介＊石、汪精卫。 面对日方的挑衅和威胁，蒋＊介＊石、汪精卫畏于“日军”武力，只得又答应了梅津美治郎的要求。 于是，就在十日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电》示何应钦：“对‘河北省党部’中央已有决议，取缔‘排日政府’已申明令；对于‘五十一军’及‘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 同日，“国民党政府”又发布了所谓的《睦邻敦交令》，《宣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果违背，定予严惩。” 但是，日方不满足于口头《协定》；第二天，高桥坦将其代拟的《协定》以“最后通牒”形式交予何应钦。 虽然，蒋＊介＊石感到“强令军队撤离，似有‘弃守、献地’之嫌，会授人以柄”；但是，畏于日本人的武力，只好授意何应钦“稍作改动后、给予了答复”，此即所谓的《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的签订，“国民党中央军”被迫出了“张北”，代之以的是原“西北军”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 然而，《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方仍咬住“张北事件”不放。 六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秦土协定》规定：“一、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二、解散‘排日’机构，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惩办事件相关负责人，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和‘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免职。” 《秦土协定》签订后，宋哲元部从长城以北撤出，向北平方向集结；如此，“冀、察”两省的主权丧失殆尽，中国的北大门向日本敞开了。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显示了“国民政府”的无能；自然的，又遭致了“国人”一片谴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