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日寇卢沟桥事变 宋哲元丢失平津
【史要】卢沟桥事变，廊坊事变，广安门事变；通州起义；北平、天津失陷…… 却说，一九三七年，日本策动晋、冀、鲁、绥、察五省“自治”未成；但是，签订了《何梅协定》把国民党中央军迫出张北，代之以宋哲元的原西北军；接着，又签订了《秦土协定》，把宋哲元也迫入了平、津，丧失了冀、察两省的主权。 然而，日军仍未息手；他们改变手法，企图趁中国尚未完全统一和国力不强的时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辖有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一三二师、第一四三师四个步兵师，第九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加上保安部队总兵力约十万人，驻守北平、天津；曾和日军在一九三三年的长城抗战中有过交锋，是在华北能与日本抗衡的主要力量。 此时，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平、津”一线；在通县扶持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基本上把冀东二十二县划入了势力范围。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辖河边正三的第四旅团约六千人，分驻在北平、天津、通县、山海关等地，已经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对平、津形成合围之势；于是，下一个目标就是北平和天津。 当时，日军在丰台的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有一个从六月至十月的“中期训练计划”，是以中队为单位进行夜间战术课目训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间，第三大队的演习课题是“利用黄昏接近‘敌军’主阵地，拂晓时发起突然攻击”。 演习当天晚上二十二时四十分，从演习场不远的龙王庙中国第二十九军阵地传来几声枪响；随之，日军驻丰台的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即《令》吹号集合、停止演习。 此后，又听到从宛平方向响起十多枪；当时，集合好部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现场却寻找不见，以为是进了宛平城。 于是，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即向驻丰台营区的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同时，通过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查找这名士兵”。 宛平城是中国军队的驻地，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自然的遭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的拒绝。 此时，日军在北平的“中国驻屯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在离秦皇岛不远的南大寺对“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及第一联队之一部进行检阅，该旅团则交由“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代理。 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报告后，一面集合部队准备去卢沟桥地区，一面以电话向在北平城内东交民巷的牟田口廉也联队长请示。 此时，日军所称“丢失”的那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原来是因肚泻之故、才点名未到；但是，二十分钟后即已归队。 按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应可冰释。 然而，日本正为全面侵华寻找借口；现在，认为这正是一个寻衅的机会，岂肯轻易错过？因而，清水节郎故意隐匿不报。 此时，宛平方向又传来几声枪响；于是，牟田口廉也《命令》道：“立即部署部队准备战斗。” 如此，日军就借口“卢沟桥事变”蓄意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事变发生日为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故又名“七·七事变”。 牟田口廉也下达《命令》的同时，又向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报告了卢沟桥发生的情况；然后，即派第一联队附森田彻率一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小队到宛平城进行交涉，一木清直的第三大队则在宛平城外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七月八日零点以后，接到《命令》后的一木清直立即率领第三大队向卢沟桥进发。 一木青直率部到达卢沟桥后，牟田口廉也即下达战斗《命令》；于是，七月八日凌晨五时三十分，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对驻于龙王庙和宛平城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发起了攻击。 从此，日军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十五公里的永定河上，可谓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卢沟桥又是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便成了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 所以，卢沟桥的位子十分重要。 此时，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驻军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见日军来攻，即率部抵抗；于是，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七·七事变”当天，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尚在山东乐陵的家中，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则在保定的河北省政府内；因此，反击刚开始，是由在西苑的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直接指挥。 中国守军第二一九团击退了日本驻屯军第三大队的进攻，用伤亡一百八十多人的代价守住了卢沟桥，并于七月八日夜里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只是，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有四个人生存，余皆壮烈牺牲。 “七·七事变”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就《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抵抗”；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等口号。 蒋＊介＊石也于七月十七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并《致电》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等人，要求“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从而，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 “七·七事变”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日军见暂时很难占领卢沟桥，便进行“现地谈判”，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利用谈判时间调兵遣将。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上任时，东京军部就规定他的任务是“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必要时使用武力，兵力部署地域为北平经天津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沿线”；其作战方针是“一旦有事，制敌机先，迅速达到战争目的；和陆海军协同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 然而，中国驻军在“卢沟桥事件”中的顽强抵抗的英雄精神，是日军始料不及的，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于是，日本政府一面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幕，用以欺骗世界舆论，麻痹国民党政府当局；—面争取时间，密谋策划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七月十一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大藏相，简称“五相”会议决定：“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以加强‘中国驻屯军’。” 同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向华增兵的政府声明》及《临参命第56、57号》，下达“调关东军、朝鲜军各一部以加强中国驻屯军”。 并于七月九日、十一日、十九日，日本“中国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了所谓的《停战协议》。然而，这些所谓的“停战”，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很快的，就被日军断断续续的枪炮声撕破了。 同时，日本撤掉了正在养病的田代皖一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职务，由曾任“日本关东军旅团长”的香月清司接任。 田代皖一郎闻讯后，羞愤交集；于七月十六日，突发心脏病暴亡。 七月二十日，日军再次炮击宛平城、长辛店等地，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率军死守，日军仍未能得逞。 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却一味委曲求全。于是，宋哲元《命》驻守卢沟桥的第二十九军撤退，由石友三的第一八一师接防。 七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 七月二十四日，孙连仲、庞炳勋、商震、李默庵部增援华北；宋哲元这才命第二十九军亦返回原防地，开始决心抵抗。 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已将六万兵力集结到平、津；日军见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即于当日进攻廊坊。 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奋起抵抗，但廊坊终失，战事扩大。 七月二十六日晨一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令》：“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由天津出发直趋北平；到平后受北平留守警备队长冈村的指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 于是，广部率第二大队于当晚六时左右抵达广安门；负责接应的第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樱井以及书记官佐藤茂赚开城门，欲引日军入城。 日军进至一半，中国守军第一三二师独立二十七旅第六七九团团长刘汝珍发觉可疑，乃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便被分割为城内、城外两部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日军遭受相当损失，书记官佐藤茂被守军击毙。 已入城的日军分乘十三辆汽车进入东交民巷的日军兵营，广安门的战斗随之停止。 城外的日军返回后，向香月清司报告情况；香月清司即以“广安门事件”为借口向宋哲元交涉，并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退北平的第二十九军部队”。 宋哲元当即予以拒绝，并退回《通牒》终止谈判，明《谕》第二十九军“抗战”；并于七月二十七日，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坚决守土抗战。” 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中国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并从国内增调五个师约二十万人到中国；同时，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 七月二十七日，日军进攻通县，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 七月二十八日拂晓，香月清司率日军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铃木重康独立混成十一旅团、河边正三驻屯军步兵旅团和机械化旅团共一万多人，在数十架飞机、一百余门大炮和装甲车的配合下，自北苑、西苑、南苑三面向驻守北平城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击。 日军发起攻击后，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的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一三二师坚守各自防地顽强抵抗。 但是，日军攻势迅猛、措手不及；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伤亡五千余人。最后，连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都在是役中壮烈殉国。 战至午后，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北平，退守保定”；于是，宋哲元与第二十九军总参议秦德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一起，率领第三十七师撤离北平去往保定。 而宋哲元的撤离北平，实际上是想诱使日军；然后，趁日军不备，则于八月一日对日军实施反攻。 为此，他让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自己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等三个职务，继续留在北平与日军周旋。并留下赵登禹的第一三二师在南苑，以协助张自忠守北平。 张自忠受命留下后，第三十八师已依计切断了丰台与廊坊之间的日军通讯联络；并且，试图借以诱歼日军一部。 但谁知，宋哲元的幕僚、时任“第二十九军政务处处长”潘毓桂却自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又封建落后，都不是第二十九军和华北民众所可以依靠的支柱。当时，华北唯一的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方可免于生灵涂炭”。因此，就将这一《作战计划》出卖给了日军。 于是，日军有所防备、并增兵维护通讯联络，致使第三十八师计划落空。 此时，赵登禹所率的第一三二师正在北京城外的南苑抗击日军；日军出动了三千人的机械化部队将第一三二师分割包围，赵登禹率部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料第一三二师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南苑。 于是，赵登禹奉命率第一三二师撤回北平。谁知，撤至丰台区大红门时，又由于潘毓桂的出卖而遭到日军伏击。在团河的战斗中，第一三二师两个“学兵团”全军覆没，赵登禹也在是役中壮烈殉国。 此时，宋哲元已率第三十七师出西直门经长辛店撤往保定；赵登禹遭日军伏击牺牲后，困在北平城内的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独立三十九旅成了一支孤军。 日军围困北平后，仅靠一个独立旅的孤军，如何守得住偌大的一个北平城？张自忠无法完成宋哲元指派之使命，只好组织突围；但是，组织了几次突围都未成功。 张自忠被困在北平、只好先隐匿起来，有时一日数迁，连在椅子胡同中的老家也被日军查封了；好在，他的夫人李敏慧与家人早已迁走，才去了不少牵挂。 八月六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内的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等三项代理职务。” 但也因此，张自忠遭至了舆论界对他的误解；当时，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着实把张自忠贬损了一番。 但是，张自忠看了那篇文章后，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沦陷。 就在同一天，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被活捉，日本的特务机关也被捣毁，这才使国人出了一口气。 “通州起义”后，日军立即进行镇压，起义队伍分两路向平西方向转移。 第二天，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乘机脱逃。 突围时，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相继阵亡；第一总队长张庆余下《令》“化整为零”，才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而去。 “通州起义”爆发时，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在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地与日军的激战；日本投入飞机十多架猛烈轰炸，李文田的第三十八师伤亡极大。 七月三十日，李文田奉命撤退；如此，天津也失守了。天津沦陷后，潘毓桂出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成了不耻于人类的汉jian走狗。 此时，第三十七师已退至静河、马厂；宋哲元遂《电》告南京，请求“处分”。 八月三日，宋哲元《通电》辞职，委冯治安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 然而，八月六日，蒋＊介＊石又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由原第三十八师扩编的第五十九军，宋哲元兼任军长；由原第一四三师扩编的第六十八军，刘汝明任军长；由原第三十七师和第一三二师合并扩编的第七十七军，冯治安任军长。 宋哲元第一集团军组成后，即奉命担任“平汉线防卫”；并发表了《告官兵书》，准备“反攻平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