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流行病及其防范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根据明代吴有性《瘟疫论》的说法：“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凡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都被归为疫类。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春秋时，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纪元前七世纪起的2000余年间，疫灾的发生逐渐增加并呈加速度发生的特征。而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疫灾对人的杀伤力也日见增强，每次死亡人数都很惊人。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纪》）。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从疾疫传染情况看，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是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如《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鉴于疾疫问题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主要有六个方面：

    1.顺应节气。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

    2.巫术的精神控制。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这种迷信的办法，对于防治疾疫当然不会有任何作用。

    3.注意公共卫生。尽管很长时间内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归因于瘟神作怪或阴阳失序，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还是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