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这样，但我们无愧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而时光似乎也在加速度的流逝，向我们苛刻的逼仄。当新世纪的晨钟豁然鸣响时，蓦然回首，我们已走过了大半的人生。

    如果说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幸运的话，那么三十年后今天我们又相逢相聚，那应该是一种天缘了。泪光，波动在久远的记忆里，搅动着历史留给我们的那许多苍凉、苦难、坚强和成熟。一切的一切，无论怎样遥远，此时此刻仿佛就在昨天，仿佛大家都还年轻、狂热、单纯、冲动、莽撞、勇敢，正在满身血汗跌跌撞撞地向前迈进。

    生活对于年轻的我们曾是多么美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沐浴着党的阳光，熏陶着雷锋叔叔的祥风，在碧蓝如洗的晴空里放飞着理想的白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不幸的是，正当拔节抽穗时节，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陷进、卷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而后又突然地被抛向了一个眩目着理想光晕完全陌生的“广阔天地”。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悲怆的玩笑！现实的反差、理想的异化、世态的炎凉、心灵的扭曲让充满理想主义的我们倍尝了近乎严酷的抽打和粗糙的磨砺，如同一场恶梦。

    恶梦醒来，早已不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三十年前的花季少年，如今已是满头秋霜。那个时代留下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滚滚滔滔地从我们的心底涌流出来。我们一忽儿噙着泪花，一忽儿忘情大笑，一忽儿陷入思念。那段历史老是在我们感情的潮水里浸来浸去。

    于是，三十年后我们又聚在一起，难解的“知青情节”牵拽着我们再次向岁月年轮的纵深回望。

    当年如花似玉的姑娘，红颜褪尽，眼角的细纹里写满了风雨；当年虎气生生的小伙子，沉稳老练，花白的鬓角上挂满了成熟的沧桑。面对历史，人生的教课书已让我们学会了沉静，领悟了冷峻。

    没有了抱怨，没有了诅咒，也没有了当年的那种笑唱大风，更没有了那种无可奈何。我们只是深情的注目，挂着笑泪却极力透过时光隧道的无情寻找着当年的影子。他、她、他、她……他、她！

    那对美丽亲切而又是那么熟悉的倩影怅然不见！

    只一声低哑的叹息，便让我们的眼睛里又骤然潮湿，让我们的心中雁叫啾然——

    王普济！李玉兰！

    一个悲楚凄清的让人心紧的故事竟在上山下乡的破折号之后，又湿漉漉地展开……

    一

    他们二人虽然同在济南铁路第一中学共校，其实也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一样并不认识，共赴茌平插队落户，却把早就相识的、并不相识的和刚刚认识的同学聚在了一起。下乡知青聚在一起，就有了兄弟姐妹般的亲切和坦诚，茌平的土地上铸就了我们绝大多数同学的共同爱憎和共同的魂灵。

    1970年4月6日，王普济、李玉兰和另外9名济铁一中的同学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茌平，落户在城关公社何潘大队的三里村，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三年以后，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的李玉兰被推荐到枣庄师范学校上学。

    在何潘大队的知青小组为李玉兰举行的欢送会上，人们都说了许多真情漾溢的希望和祝福的话，唯独王普济默默无语。后半夜，一支凄凉婉转的口琴声在王普济宿舍里呜哇呜哇一直吟诉到曦光微明……

    三年多的知青生活风雨同舟，使得他们二人的思想感情已经悄然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共同命运中的相濡以沫、向往憧憬中的志趣相投把两颗年轻的心联在了一起。

    大概从1971年开始吧，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开始执掌权柄了，他们的子女随即便兴高采烈地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可以说引起广泛不满的“走后门”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且***又在信中说到前门进来的并不是全好，后门进来的也并非全坏，这就更加助长了此风的蔓延。

    千百万知青仿佛一下子明白过来，“什么扎根农村干革命啊？原来如此啊！”——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防修”大业失去了迷彩，未来又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于是知青们开始变得狂放不羁，玩世不恭，精神王国陷入了迷茫。

    处于青春sao动期的男女知青们，一旦失去了理想的诱惑和奋斗的目标，失落的情感自然地便寄托依附在同病相怜的彼此身上。

    在李玉兰临行前的一个晚上，二人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们谈了很多很多。夜风啾啾，年轻人的心里彼此都很不平静，多少话语总也说不完，多少话似乎也无需再说。他们二人并肩在村外的小路上走着，似乎彼此都能感到对方的心跳。

    李玉兰仰望着深邃的夜空，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两年毕业以后，我回来。”

    王普济沉默了一会儿，说：“回来吧，我等你回来。”

    李玉兰瞥了他一眼，扑哧一笑：“大队上何支书和村里人也都这么说。”

    “是吗？都这么说，我也这么说。”王普济也笑了。

    听起来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也似乎没有什么壮志凌云，这朴实挚切的话语，只有身处其境的知青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韵，可以说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们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因为当时对学生的分配原则是“社来社去”（注：社即公社，就是从农村招上来的学生毕业后仍分回农村去），而面对知青们叵测的命运，他们也不敢有过妄的奢望。

    或许也是一种天意的使然，李玉兰走后时隔一年，王普济也获准考取了聊城师范学校。

    也就是从那以后，扎根茌平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支离破碎，原先比较完整且颇有生气的知青小组，逐渐就象秋后的蒲公英一样风一阵雨一阵便七零八落地凋散了。

    让人意想不到和凄凉的是，曾经那么轰轰烈烈锣鼓喧天波及到全国千万学生和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竟是这么含含糊糊地拖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冗长，烟消云散了。

    几乎每一个知青小组离去的同学在临行前都对自己曾经住过和即将告别的四壁徒空的栖身处情绪复杂地凭吊过。烟熏的黄土墙壁上残留着刚下乡时意气轩昂的壁报、宣传栏；残留着缀满豪言壮语的决心书、触及自己灵魂的心得体验及学习贫下中农改造世界观的经验交流。褪色的红纸上隐约可辨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反修防修筑长城”之类的标语口号。

    如今这一切都将过去了，且过去的如此灰不溜秋！如果说它是对当时那个扭曲年代的一种辛辣讽刺和无情鞭笞的话，那么留在我们知青心里的则是永远难以磨灭的酸楚和隐痛。

    “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谁能——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今天听着李春波那苍凉的歌声，不正是对那时我们这一代知青结局的真实写照吗？

    且不论这种结局的色调如何，历史将究竟给它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知青来说，这段历史毕竟已经结束了。而对于王普济和李玉兰，则是一条新的风雨启程，又一种艰难人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