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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章 波斯来信

    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派都是纸老虎;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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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的几个代表中,于右任、陈其美、邵力子和秋瑾都与陈翀关系密切,可以算是他的铁杆,但是也是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陈慰是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而陶成章原本是光复会的大佬,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创立光复会,他矢志民族革命,以排满反清为己任,在革命者中是有名的激进派。他之所以加入共和会,一是因为蔡元培、秋瑾、蒋百里这些光复会干将先后都加入了共和会,使光复会名存实亡;而会旗事件也让他与孙中山渐行渐远,最终在秋瑾劝说下加入了共和会,并负责南洋支部的工作,他和陈翀自从07年之后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会后大家一起吃过宵夜之后,又回到了开会的别墅,在这里聊到半夜才休息,好在陈翀托人租的这栋别墅够大,有足够的房间安排众人休息。

    陈翀借着聊天的机会,和于右任、邵力子他们商量了如何宣传共和党、扩大革命影响的问题。

    于右任主张旗帜鲜明地把共和党的大旗打出来,《共和报》、《民立报》一起行动,声势大张地宣扬。

    但是陈翀没有同意,如果《民立报》直接宣扬共和党的革命思想,肯定会马上被满清政府关闭,即使它是在租界出版也没用,他不想《民立报》这面大旗就这样跟《民呼日报》一样倒下。陈翀的建议是,把《共和报》作为这一年革命宣传的主力,毕竟它在日本出版,而日本对中国革命者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国打的越热闹他越开心;而《民立报》把重点放到揭发满清弊政、腐败、卖国这些方面来,顺带刊发一些立宪与共和的争论文章,打擦边球,只要不给满清实质性的借口,租界就不敢关停报馆了。

    为了让《共和报》和《民立报》有更大的宣传声势,陈翀决定从美国太平洋汽车公司划出一笔十万美元的经费,用近乎免费的售价使它们的受众扩大,用更高的稿费吸引更多的作者加入宣传战。

    有陈翀大力度的资金支持,两人自然同意了他的方案,但是于右任提出要和邵力子对调,他要去日本主持《共和报》,让陈翀和邵力子、陈其美这些人颇有些欲笑无语——这个于大胡子,还真是个狂人啊!

    最后陈翀只好找陶成章,让他出面邀请章太炎来上海主持《民立报》;陶成章当然满口答应,虽然章太炎还在主持《民报》,但是已经失去同盟会资金支持,现在也是举步维艰,正好借这个机会把老章从苦海里捞出来。

    商量过宣传的事情,陈翀又和众人商量了吸收新党员的事情。陈翀的想法是两条腿走路,既要吸收一些性格坚定、能力突出的青年普通革命者加入党组织,也要加大对上层革命者和已经掌握中央、地方重权的革命者的拉拢力度,比如陈其采、蒋作宾、朱瑞等人。

    陈其采是陈其美的亲弟弟,经过陈其美的熏陶,思想已经很接近共和党了,这个基本没有问题了;蒋作宾则需要做较大的工作,他与黄兴的关系匪浅,难度不小;朱瑞也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浙江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手握一个团的重兵,是一个必须争取的人物。好在陈翀一提出这个名字,陶成章就立马把这个任务接下来了,朱瑞是他介绍进光复会的,和他的关系很好。

    秋瑾也提议说,陶成章在东南这五省的号召力很大,可以让他在这五省发展党员;陈翀和陈其美等人都表示赞同,于是就让陶成章把南洋分部的工作另委他人,专心在东南发展党员;经过大家商议,决定再派张嘉木作为总部代表去协助工作。在思考了片刻之后,陈翀和众人稍一商量,决定把陈其美也调回来,加强东南五省的工作力量,将来共和党的革命活动就以东南五省为中心,而日本分部长则交给邵力子担任。

    众人兴致很高,聊得忘了时间,直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各自回到房间去休息。

    虽然睡的比较晚,但是陈翀还是起得比较早,这也得益于他在德国两年多的军校生涯养成的习惯。

    和他一同起来在花园里锻炼的还有陈其美和陶成章。陈其美在日本先后进过军校和警校,都是准军事化的管理,也是习惯早起;陶成章则喜好习武,所以早起练习。

    三人边锻炼边聊天,陈其美和陶成章都是话匣子,打开就收不住,而且他们的江湖阅历多,谈资丰富,一早上陈翀都只在听,偶尔被两人的笑话和趣事逗得哈哈大笑。

    众人一起吃过早餐之后就先后散去,陈翀直到日近天中才一个人离开,当然那十多个护卫也是跟他一起离开的,坐满了三辆汽车。

    回到营房之后,营务处的书记官交给他一封信。

    信是从他家里转过来的。信封上分别用英文和德文写着他的姓名和地址,打开来才知道是法哈德写来的。

    信里称呼他为“亲爱的朋友”、“伟大的伊朗革命的同情者”、“未卜先知的中国同志”,向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和哈桑回到伊朗之后参加伊朗革命的经历,介绍伊朗革命先胜后败的惨痛教训,尤其是以愤怒的语气提到英、俄帝国主义对伊朗革命的干涉;同时对自己和哈桑没有在陈翀已经事先提醒过他们必须警惕旧封建势力、大地主大资本家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起到应有的作用、使革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许多革命同志无谓牺牲深感懊悔和愤恨,也对革命领导者的短视和无知表示了一定的不满;最后说,“亲爱的朋友,我和我的同志们的事业已经陷入了困顿的境地,虽然真主的光芒仍然在照耀着我们,我们仍然拥有坚定的革命信心和决心,也不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伊朗革命的确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状况了。”“在此窘况之下,唯有向中国同志觍颜求助,希望看在中伊两国数千年的友谊和彼此的私谊之上,给予必要的帮助云云!”

    “这些个波斯废物,亏的老子还给他们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地说了那么多,居然还是中了别人的圈套,真是一堆淤泥、朽木!”陈翀恨恨地想。

    不过没办法,这些废物也是陈翀未来布局的一个重要棋子,不能够轻易放弃的。

    所以陈翀还是马上提笔给法哈德写了封回信。

    信中无非是鼓励“亲爱的伊朗革命同志们”不要气馁,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困难只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伊朗革命同志!”“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派都是纸老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坚持斗争,伊朗革命的春天就一定会到来!”

    同时也再次提醒波斯人要警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旧封建势力的背叛,在革命力量处于弱势的时候,也不妨采取灵活的策略,暂时不触动英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把目标集中到反封建斗争上来,待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再把枪口对准帝国主义;并且告诉法哈德,在未来的四到五年内,帝国主义者之间会爆发一场空前巨大的战争,那个时候就是把帝国主义势力完全逐出伊朗的时机。

    最后,陈翀很慷慨地给波斯人开了一张二十万马克的支票,还给了他们一个共和党欧洲分部的联系方式,让欧洲分部的人员替他们采购武器弹药;并且预祝波斯人能够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写完回信之后,陈翀在营房里随便吃了伙夫临时做的饭,就去了蒋志清、张群等人为护卫队员们开设的识字课堂。

    他在教室后面旁听了两节课,对两人的热情很满意,虽然两人之前并没有师范的经历,但是这两节课显然准备充分,完全贯彻了陈翀的讲义精神,把识字教育与中国历史、满清的腐朽统治以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对农民的压迫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所以课后,他在点评时,当着陈仪、徐卓等人的面给了两人很高的评价,但也指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比如语言不够直白,举例有时过于抽象、未能贴近农民生活。他给了两人一个建议,在课余的时候去浦东和周围的川沙农村去体验下农民的生活,这样会对授课效果有很好的提高。

    本来他以为这个建议两人会有些抵触,毕竟这时代农民是最底层的群体,是愚昧、落后、肮脏的代名词;所以他还准备了更多的说辞,结果都没用上,蒋志清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张群也随之应承。这让陈翀心里对两人又有了更高的评价。